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为《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中译本而作

    摘要：介绍《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分析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现状，从此书的研究方法类型学、研究范式观念基础和读者对象多样性三方面诠释此书中文版可作为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

    关键词：图书馆焦虑；中国化；研究方法

    引用本文格式：王细荣.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为《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中译本而作[J]. 图书馆论坛, 2015(1).

Catalystin the Sinification of Library Anxiety Research

——Written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of Library Anxiety: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sketch, features of Library Anxiety: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analyses states the sinicizing status of library anxiety research, and illustrates that the book’s Chinese edition can act as the catalyst of thorough sinification of library anxiety research in three respects for the book: the typology of library anxiety research, the concept foundation of library anxiety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 diversity of target readership.

Keywords  Library Anxiety; Sinific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图书馆焦虑（library anxiety）是读者进入图书馆时产生的一种或多或少会妨碍读者使用图书馆各种技能发挥的不适感受或情绪状态。有关图书馆焦虑现象的讨论和研究的普遍流行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梅隆（C. A. Mellon）具有划时代意义、促成图书馆焦虑扎根理论问世的研究^[1]。1992年时为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博士生的博斯蒂克（S.L.Bostick）开发出图书馆焦虑的测量工具——博氏图书馆焦虑量表（Bostick’s Library Anxiety Scale, 简称“LAS”）[2]，图书馆焦虑研究发展到可从5个维度测量图书馆焦虑，并可用其来预知读者图书馆焦虑的程度，即图书馆焦虑研究开始进入巨大变革的时代。2004年为概述当时图书馆焦虑研究状况，奥韦格布兹（A. J. Onwuegbuzie）、焦群（Q. G. Jiao）和博斯蒂克通过收集和分析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图书馆焦虑研究成果，出版《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Library Anxiety: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简称“《图书馆焦虑》”）。2013年初,以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国外文献翻译专业委员会委员为主体的海洋出版社图情出版专家委员会采纳笔者的推荐意见，将此书列入首批“国外图书馆学**学经典译丛”，2015年1月此书中译本出版，可望推动我国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图书馆从业者等基于我国学生和图书馆用户群体，将图书馆焦虑研究深入下去，从而使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中国化进入更科学、更深入、更广泛的阶段。

1《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述要

1.1 内容简介

《图书馆焦虑》系关于图书馆焦虑主题的第一本著作^[3]iⁱⁱ，正文共8章，分背景、理论、研究（方法）和应用等4个部分。正文后附有博氏图书馆焦虑量表LAS和LAS的计分规则。

背景部分即第1章，主要介绍广泛使用的图书馆焦虑测量工具——博斯蒂克的图书馆焦虑量表LAS严格的开发过程，也总体性地描述LAS的心理测量学特性。理论部分包括第2、3章。第2章大体描述图书馆焦虑的特质和病因，包括前因和症状；第3章是第2章的延伸，概述图书馆焦虑的5个理论模型，以确定图书馆焦虑与第2章中所描述的一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方法）部分包括第4、5、6章，旨在为研究程序的3个主要阶段（研究设计/数据收集阶段、数据分析阶段和数据阐释阶段）提供一个进行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3种研究范式的综合框架，并定义和描述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的目标，概述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具体方法。应用部分包括第7、8章，系本书的落脚点。第7章从图书馆物理环境（即图书馆设备和资源）、图书馆用户教育水平和中介信息服务三方面介绍、总结当时出现的图书馆焦虑预防、缓解和干预的方法与策略。第8章详细讨论未来有关图书馆焦虑研究的潜在领域，如图书馆焦虑过程的探索、图书馆焦虑干预程序的研究，同时讨论这种研究路径在实践、方法和**方面的所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图书馆焦虑研究的资金和支持、图书馆焦虑研究的**考量。

1.2 特点与不足

《图书馆焦虑》是全面汇集和介绍图书馆焦虑各种研究证据的专著，也是关于图书馆焦虑主题的系统的文献综述（原书所附参考文献606条）。3位作者中，奥韦格布兹是教育学、统计学方面的研究专家，焦群是图书馆从业者和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者，博斯蒂克是图书馆管理者和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者，故本书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者、图书馆从业者、图书馆管理者和教育学、统计学研究者成功合作的典范。

《图书馆焦虑》涉及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心理学、统计学、教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具有科学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特点。不过，此书也有一些不足。比如，个别章节标题（如第5章“定量研究范式”中的“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小节）与正文内容不符，甚至相去甚远；尽管在内外条件、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构成维度的测量方面，图书馆焦虑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都有丰硕的成果，但本书应用部分与其理论、研究部分相比，篇幅略显单薄；一些章节（尤其是第4、5、6章）的叙述太过学究气，不甚适合图书馆员等非职业研究者阅读，这与作者撰著此书的初衷——希望吸引更多的图书馆员加入研究行列——相悖，正所谓“只有足够的通俗才能激发图书馆员对此有更多的研究兴趣”[4]。另外，第4、5、6章介绍的研究方法论与本书其他部分的内容比较起来，具有相对的**性，故放在书的中间部分，似乎有点突兀，难怪英国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大学（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欧文（Lynn Irvine）说：“这一部分描述的详细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希望它在此书的末尾，而不是在中间。”[⁴]不过，根据人有“书从中间翻”习惯，这种安排也许是作者匠心独具，因为“从中间翻看，可以直接寻找感觉。一本好的书，除了它的系统性和整体布局，应该无论从哪里看起，都能让人产生兴趣……都能承前启后，也能**成景”[5]。

2 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现状

《图书馆焦虑》问世近10年来，加入图书馆焦虑研究行列的不仅有美国、加拿大、伊朗、马来西亚、波兰、土耳其等国人士，也有中国人^[3]i——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践行者。图书馆焦虑研究需要本土化取决于图书馆焦虑的环境前因中包含母语、图书馆所在的国家、种族等跨文化方面的因素。图书馆焦虑研究的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图书馆焦虑特征的基本探讨；二是利用研究成果制定有意义的政策和计划，以改善导致用户图书馆焦虑的不良环境^[3]205。这决定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具有两个层面：一为向我国读者介绍国外的图书馆焦虑研究成果；二为在我国图书馆环境下针对我国图书馆用户进行图书馆焦虑研究，以预防、缓解或干预我国图书馆用户的焦虑。

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由我国发表的图书馆焦虑研究文献所反映。“读秀中文学术搜索”（简称“读秀”）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文献资源服务平台。以“图书馆焦虑”为检索词，在该平台的期刊、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3个频道进行全字段检索，分别获得51条、2条和5条结果（截至2013年），经过相关性分析和去重后，最后得到与图书馆焦虑主题密切相关的检索结果为：期刊文章46篇（1篇与会议论文重复，2篇为我国台湾期刊文章）、会议论文2篇、学位论文5篇（其中2篇为我国台湾学位论文）。通过对上述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图书馆焦虑》出版后的次年即2005年是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分水岭，之前少有研究成果发表，之后才多起来，不过每年文章的数量屈指可数。因此，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已出现的话，其范围也非常有限。

根据对图书馆焦虑研究的深入程度，可将上述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分为文献综述、现象分析、深入研究和其他4种类型，其中深入研究的文章只有7篇。另外，根据读秀的检索结果，在所得的46篇期刊文章中，文献出处为美国《化学文摘》收录的只有1篇，属我国统计源期刊的只有4篇，属我国核心期刊的只有13篇。可见在我国学者真正涉足图书馆焦虑主题研究近10年后，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中国化程度尚不尽人意，有深入推进的需要，而《图书馆焦虑》中译本或许能成为上好的催化剂。

3 中译本作为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的诠释

《图书馆焦虑》中译本的问世或许为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更科学、更深入、更广泛提供了一种催化剂,这可从其介绍的研究方法类型学、研究范式的观念基础和作者预设的多样性读者对象3个方面得到诠释。

3.1 研究方法类型学可望使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更科学

《图书馆焦虑》明确指出它也是一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的迷你型方法论教科书^[3]vi。第4、5、6章介绍了图书馆焦虑研究的研究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以及数据阐释3个阶段都可能用到的3种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及混合方法。这3个阶段通常以线性的方式在定量研究**现，但在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中，这些阶段是循环发生并相互作用的^[3]64。因此，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可能用到上述3种研究范式，每种范式均可能包括上述3个阶段。

上述3个阶段的每一种范式都描述了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方法（见表1），有的还概括出利弊、优劣和可能出现的错误，以让图书馆焦虑研究者能设计出最适合问题的研究方法，解决科研问题，并在此知识范畴的基础上使弄清楚的知识最大化，并确定最有利的实践和策略^[3]65。不过，读者也可将这些方法推广到一切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研究领域，正所谓“与所有社会和行为科学问题一样，我们使用定量、定性或混合方法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中所有的研究问题”^[3]63。这正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之一，弥补大多数图书馆学培养计划中研究方法论课程的不足。

表1  图书馆焦虑研究3个阶段各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方法

另外，第1－3章涉及的梅隆图书馆焦虑的扎根理论，第3章介绍的5种图书馆焦虑模型分别为定性研究的扎根理论法和多方法综合的科学模型法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扎根理论又称扎根研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对图书馆焦虑研究而言，它是研究设计阶段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专指发掘和发展理论的一系列程序——确定理论设计是否是解决研究问题的最好方法，确认调查过程，寻求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接近研究现场的途径，进行理论抽样，数据编码，采用选择性编码并形成理论，验证新理论，撰写理论研究报告[6]。梅隆1986年发表的关于图书馆焦虑扎根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好地诠释了扎根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扎根理论设计的基本程序。

模型是“对一种……理论的示意性描述……它能说明该理论的属性，并可用来进一步研究该理论的特性”[7]。模型法是现代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指用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对原型客体本质关系的再现，通过对模型的研究获得关于原型客体的知识[8]。作者在书中概括的理解图书馆焦虑环境的5种模型，尤其是图书馆焦虑的性格－情境－环境模型（Dispositional-Situational-Environmental Model, 简称“DSE模型”）、图书馆焦虑的焦虑－期望中介模型（Anxiety-Expectation Mediation Model, 简称“AEM模型”）这两个使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的模型，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科学模型法的范例。

科学的理论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不断发展。有鉴于此，我国图书馆焦虑研究者如果能借鉴本书介绍的各种类型研究范式和方法，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中国化可望进入一个更科学的新时代。

3.2 研究范式的观念基础可望使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更深入

为了让读者能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的实质，本书给出3种研究范式的观念——形而上学基础。定量范式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的、实证的、实验的或经验主义的范式。定性范式，通常被认为是建构主义或自然主义方法、阐释性方法、后实证主义或后现代观念的方法。混合方法范式的观念基础则是实用主义，它的出现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的有关定量和定性研究范式的辩论的结果。这3种研究范式的形而上学基础对应3大主要的思想流派：①提倡单一方法研究的纯粹主义；②主张在某些情况下采用特殊方法的情境主义；③试图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于一项研究中或者贯穿于一系列研究中的实用主义。本书作者指出，这3大阵营可概念化为一个连续体，其中纯粹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分别位于连续体的两端，情境主义者则位于纯粹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3]101。也就是说，某些研究方法可能很难严格区分它是定量的、定性的或是混合的。我国研究者若能很好地理解各图书馆焦虑研究范式的形而上学基础，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高屋建瓴式的考量，选择更合适的研究方法，进而使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中国化更深入。

3.3 读者对象的多样性可望使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更广泛

图书馆焦虑研究因其复杂性和对用户潜在影响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具有研究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投入到这一研究中。因此，本书作者为其预设多种兴趣和不同研究背景的读者，即第1、3、8章主要是为研究人员准备的，第2、7章主要对图书馆员和其他高校的管理人员有吸引力，第4、5、6章主要是为那些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入门者（如研究生）准备的。对此，本书前言明确说明：读者对象是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图书馆员，以及那些力求更好地了解图书馆焦虑性质和图书馆焦虑测量、干预方法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研究生。它也是为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处理大量的焦虑和相关的心理教育问题的大、中小学的管理者、指导老师、心理学研究者、教师和教授而撰写的^[3]vi。试想，如果我国确实出现这种多元化的图书馆焦虑研究群体，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更广泛的局面就形成了。不过，使这种广泛性意义更加凸显的是本书对我国职业图书馆员的价值，因为那些没有时间、金钱或物力在自己的图书馆内从事图书馆焦虑研究的图书馆员，通过阅读本书相关章节的内容可有效识别患有图书馆焦虑的用户，并在其提供的计划和策略（见原书表7.1）中选择对他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而灵活利用图书馆焦虑研究的既有成果来预防、缓解或干预中国图书馆用户的焦虑，则是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4  结语

当前有关图书馆焦虑的研究表明，图书馆焦虑现象确实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9]。而研究都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图书馆焦虑》就是这种研究的“肩膀”。如果以我国图书馆用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本书介绍的定性、定量或混合研究的方法，探究我国环境下的图书馆焦虑表征、要素、前因，建构中国特色的图书馆焦虑模型，最终寻求到适合我国图书馆用户的图书馆焦虑预防、缓解和干预举措。总之，《图书馆焦虑》中译本的问世，宏观上讲，会给我国读者提供很好的了解国外图情研究成果的窗口，提供进行系统而深度的科学研究之丰富的资料、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微观上讲，会使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中国化更科学、更深入、更广泛，尤其是其对我国图书馆实践的指导可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正是本书作者所期盼的“中国图书馆从业者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3]i-ii。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