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中被提及的王方仁生平再考

摘要  王方仁在《鲁迅日记》中被多次提及。关于王方仁的生平，之前的多种文献有所简介，但其中存在一些猜测甚至错讹的信息。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对王方仁的家庭背景与早年求学经历，成为泱泱社、朝花社的主要成员，留学回国后供职于**任经理的合记教育用品社等经历进行考查；指出王方仁于1935年之前以字“方仁”和笔名“梅川”等行世，并从1936年11月28日后以名“福清”继任合记教育用品社经理，即自1934年夏回沪后不久，他彻底离开之前钟爱的新文学事业，且从一个关心政治的热血青年，变为一个私营企业的从业者、管理者和业余的美术史研究者。

关键词 王方仁；王福清；《鲁迅日记》；合记教育用品社

王方仁是鲁迅帮助下成立的厦门大学“泱泱社”和鲁迅倡导的沪上“朝花社”成员，在1926年11月28日至1930年10月9日的《鲁迅日记》中被多次提及。关于王方仁的生平叙述，最早是史天行（1906—1969，谱名济瀛，字祖耀，笔名史行、天行等）于1947年在《文艺丛刊》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鲁迅与“泱泱社”》。后来，林辰（1912—2003，原名王诗农，曾用笔名诗农、施农、芝子、上官松、石筠等）的《鲁迅一篇遗文？：关于“大众本〈毁灭〉序”》（载《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3月31日、4月1日第8版，转载于《大公晚报》1949年5月22日第2版）、强英良的《谈朝花社的设立与倒闭》（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8期）、施晓燕的《鲁迅与朝花社众人的交游》（载《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第4期）、乔丽华的《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载《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3期）等文章，以及《鲁迅杂文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版）、《鲁迅作品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9月版）、《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等著作，均有王方仁生平的简述，但其中均存在一些猜测甚至错讹的信息。本文拟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对王方仁的生平进行重新考查，并以此求教于各路方家。

一、家庭背景与早年求学经历

据1937年4月刊印的《王筱堂讣告》，王方仁是被誉为“文具业巨子”王筱堂的三个儿子之一。王筱堂，1876年11月6日（清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大碶镇（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早年应时任科学仪器馆经理的同乡虞辉祖（1864－1921，字含章，曾名“东明”，别署寒庄，号桐峰）之召，到上海科学仪器馆任职。1909年，王筱堂与林康候（1876—1964，名祖溍）、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合资创办上海最早的文具专业批发店：合记教育用品社（英文名称：HapKee Educational Supply Co.，下面简称“合记社”），后任经理。1921年8月，科学仪器馆、实学通艺馆、合记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起成立上海市仪器文具公会。是年9月，合记社代表王筱堂与科学仪器馆代表何柏龄、实学通艺馆代表张椿年、中华书局代表薛季安、商务印书馆代表郭梅生五人当选为公会董事。1935年1月，王筱堂又与林康候合办华中工厂，制造国人所需的复写纸、打印墨水等文化用品，并由合记社发行，委派在合记社任事的长子王享仁担任该厂经理兼厂长。1936年11月28日，王筱堂在上海寓所去世；次年4月，其灵柩运回大碶镇场前路6号的家乡老宅，设堂祭奠，后安葬于家乡镇海县新潞岙¹。王方仁的母亲曹氏，生于光绪元年十月（1875年11月）²³。

王筱堂遗像（来源：1937年4月刊印的《王筱堂讣告》）

王方仁哥哥王享仁，名福源，约1901年生，1919年7月毕业于上海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Vincent’s College）预科，先任上海新华银行职员，再到合记教育用品社任职，后任该社副经理，最后任上海华中工厂经理兼厂长⁴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离沪赴港；弟弟王资仁，名福汕，1907年生，1932年7月毕业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铁道门，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曾先后供职于粤汉铁路、京赣铁路⁶⁷；妹妹王谦，名福仙，1946年4月与陈布雷六弟陈训悆（1907—1972，字叔兑）结婚⁸。

据《交通大学上海学校附属高等小学二十周纪念册》（1921年版）、《交通大学校友录》（1936年版），王方仁，名福清，1917年9月—1926年7月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前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部南洋大学就读，附属高等小学、附属中学毕业，大学工程科（电机机械科）肄业⁹¹⁰。在上海求学之前，王方仁曾就读于家乡镇海县大碶的时敏两等学堂（现大碶小学，抗战后王福清曾任该校校董¹¹），1917年9月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高等小学，1920年毕业后入该校附属中学，1925年秋入交通部南洋大学工科甲班，1926年7月工程科肄业，是年秋因仰慕鲁迅而从南洋大学退学转到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就读。与王方仁差不多同期转入厦门大学的还有与他同为工科甲班的同学，是年7月被南洋大学开除而自觅学校转学的魏兆淇（1907—1974，别号漪柯，笔名卓治），不过魏兆淇转入的是厦大电讯工程系。

就读中学时，王方仁已是一位热血青年。例如，在1923年春南洋大学的“驱卢学潮”中，他表现积极：在“南洋大学学生赞成驱卢促进董事会”的479人名单中，排名第七，即他是校学生会收到的第七个签名不承认南洋大学负责人卢炳田（字孔生，1922年8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后续签署的各类学校条告¹²。就读大学一年级时，王方仁又在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分会编辑发行的《南洋周刊》发表了三篇文章，即5月12日出版的诗歌《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第8卷第8期，署名“王方仁”）、5月22日出版的《杂感》（第8卷第9期，署名“方仁”）、5月30日出版的诗歌《给》（第8卷第10期，署名“方仁”）。《南洋周刊》是一份学生自治会刊物，是“本校学术思想的结晶，随着同学的思潮走，来适应时代的要求”，具有“改进校内生活，灌输学识，传播消息，调剂学生生活”四个使命，曾于1924年1月出版的第3卷第13、14期的广告页里，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马克斯学说概要》《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目；1925年第6卷第8号专门刊登纪念“五四”“五九”文章，如张永和的《瞻前顾后——纪念五四》，***的《为五四五九纪念告同学》；1926年第8卷第3期刊登永敬的《三月十八日》、南洋大学青年救国团的《为北京惨案告同学》等阐述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文章。王方仁发表在《南洋周刊》上的作品，除了诗歌《给》是爱情诗，诗歌《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和《杂感》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1926年4月24日，革命志士、中**员、《京报》创办者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的罪名逮捕，26日在天桥惨遭杀害¹³。为此，王方仁特作现代诗《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以示纪念。在《杂感》中，他讥讽沪上的一些游客将“国耻纪念日”假当作“一次游玩的好机会”，抨击上海的一些市民，对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无动于衷。

二、泱泱社、朝花社的主要成员

1926年9月4日，鲁迅因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被列入黑名单，再加上北京大学的欠薪、厦门大学的高薪诱惑，应邀来到厦门大学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是年11月，在鲁迅的帮助下，王方仁与崔真吾（1902—1937，原名崔功河，乳名森仁，字禹成，笔名真吾、采石、史东）、俞念远（又名俞荻，笔名念远）、谢玉生、洪学琛、卓治、朱斐（字玉鲁，安徽舒城人，厦门大学教育系学生）等学生组建文学社团“泱泱社”，出版月刊《波艇》，推崔真吾为该社刊主编。对此，《厦大周刊》登载消息云：“本校学生新近组织两文艺社，一名泱泱，一名鼓浪。两社皆有定期出版物，鼓浪社编辑之《鼓浪》周刊，现附于鼓浪屿民钟报出版，每逢星期三出版一次，零售每份铜元二枚，业已出至第四期。内容丰富，类皆研究文艺之作品，科学方面亦有所贡献。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其第一号早已售罄，因阅者之纷纷要求，该社拟再重印，闻不日即可出版。至泱泱社系出版一种月刊，名为《波艇》，不在厦门印刷，寄交上海北新书局代印代发。创刊号已印就，不日即可寄到。”¹⁴ 上述的鼓浪社也是鲁迅指导下成立的一个学生文学社团，骨干成员基本上与泱泱社一致¹⁵。《波艇》共出版两期，后因鲁迅离职厦门大学、泱泱社成员退学而停办（承继者为现在《厦门大学报》副刊《波艇》）；《鼓浪》共出版7期，其中包括两期“送鲁迅专号”（承继者为现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文学刊物《鼓浪》）。检索所出的两期《波艇》，其中并没有出现作者署名为“王方仁”“方仁”或“梅川”的。由于为《波艇》撰稿的作者除了笔名为“黑侠”“沙刹”外，其他已确定身份。据此，有人认为黑侠是王方仁的笔名，但这也是存疑的。不过，《鼓浪》刊有署名“梅川”的文章，如创刊号的短篇小说《过秦论》、第7期上的《黑暗——鲁迅先生去后的厦门及厦门大学》；联想1948年7月出版的《文艺》丛刊第6期《残夜》刊载的著名照片“鲁迅在厦门与泱泱社同人合影”及其说明，可知“梅川”是王方仁使用的笔名。另外《鼓浪》上有个署名为“岩野”的作者，也值得注意，因为这位“岩野”在《语丝》《大众文艺》《朝花》《贡献》上都发表过文章或译作，其中发表在《语丝》上的《进高小去》一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仁”。这篇小说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王方仁¹⁶。

1927年1月2日，鲁迅、林语堂在厦门南普陀与泱泱社成员合影（左起：俞念远、陈梦韶、林语堂、鲁迅、王方仁、崔真吾、魏兆淇，来源：陈漱渝编《鲁迅画传 1881—1936》）

1927年1月初，王方仁参加挽留鲁迅而组织的“驱除理科主任兼学校秘书刘树杞” （下面简称“驱刘”）活动，并于7日与罗扬才（1904—1927，别号席欧，时任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厦门大学支部书记）、崔真吾、朱斐、刘国壹、陈基志、廖立峨（后自认为鲁迅的干儿子）、蓝耀文、易谅坤九名学生当选为“驱刘执行委员”¹⁷。1月15日，鲁迅在王方仁、崔真吾、洪学琛等同学的护送下乘“苏州号”轮船离开厦门赴广州。2月22日，包括“驱刘”执行委员在内的19人被校方开除，后来经过交涉，厦大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¹⁸。不过，王方仁因仰慕的鲁迅已离开厦大而退学，途径上海回到了镇海老家。此后一段时间，他曾给鲁迅曾寄去了6封信和一些稿件。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4月21日遽然辞职。王方仁在收到鲁迅于是年9月19日从广州寄来的关于“‘始整行李’，准备北上上海”的信后，又给鲁迅去信（于10月4日由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转交），10月16日即到上海闸北东横浜路景云里（今虹口横浜路35弄）23号拜访鲁迅，但未见到，便再次给鲁迅写信，鲁迅于18日上午收到，晚上即复信。20日下午，王方仁终于见到了离别9个多月的老师。此后，王方仁与鲁迅之间多有往来，还互致书信。例如，1928年3月22日午后，王方仁赴景云里23号看望鲁迅，为鲁迅摄影，后又与鲁迅、许广平、崔真吾到外滩（南京路口）观看画家S. Sherik的画展（展出素描、写生画共226件）¹⁹²⁰；1928年8月21日，鲁迅的日记中记有“上午得方仁信并稿”，此“稿”当为王方仁《红的笑》，后来《红的笑》由鲁迅校订并介绍发表于1929年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30年10月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文学研究会丛书”系列出版单行本，之后的1932年11月、1940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又两次再版；1933年12月、1947年1月，上海亚细亚书局、上海百新书店有限公司先后出版的周漫云选编《现代世界小说选》中又收录了该小说），其间鲁迅还就王方仁的《红的笑》翻译与人打过笔仗²¹。另外，王方仁还给鲁迅等人发起的文学刊物《语丝》去信，其中一信就以“梅川”为署名刊发在1927年11月19日第155期上，上面写道，南洋大学改组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后，“反赤真彻底，激烈的人都有**嫌疑，应该驱除”²²。王方仁当时的思想进步性，可见一斑。

1928年3月22日，王方仁赴景云里23号看望鲁迅时所摄的鲁迅单照（来源：《鲁迅 1881-1936》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1928年9月9日，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同排的18号（1929年2月21日移居17号，1930年5月12日迁至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即现在的**公寓）。当天，王方仁便住进了景云里23号原鲁迅租屋，后又先后搬入柔石、崔真吾，每人各住一层²³。关于王方仁等三人住进景云里23号，许广平在1938年鲁迅逝世两周年时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王方仁——编者注）说：‘上海学校没有好的，打算自己研究，读点书，不在乎文凭，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否则我**不会允许的。’于是就住在附近了。另外陆续来了他的朋友——柔石——和又一位也是厦门来的学生——我就称他为B（崔真吾——编者注）——他们三个人住一幢房子，早晚搭饭同吃。”²⁴

景云里东门与王方仁、柔石、崔真吾旧居景云里23号前门摄影（2021年5月30日）

鲁迅“初到上海，以编《奔流》花的力量为最多，每月一期，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介绍插图，或亲自跑制版所，及与投稿者通讯联系，代索稿费，退稿等等的事务工作，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²⁵。这一时期，王方仁有译作《一个秋夜》《伊孛生的事迹》《HENRIK IBSEN》《儿童的将来》等，以“梅川”为署名在《奔流》上先后刊发。

1928年10月，鲁迅、柔石提议，王方仁、崔真吾附和（后来加进了许广平）创立学术研究兼出版社性质的团体“朝花社”。对此，鲁迅回忆道：“他（即柔石——编者注）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花）社。”²⁶ 王方仁还提出通过其父王筱堂任经理、其兄王享仁任事的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朝花社编辑出版的书刊。对此，许广平回忆说，“他（王方仁——编者注）说，他哥哥开教育用品之类的店，可以赊点纸，或者还可向拍卖行买些便宜货，用不着大本钱。而且他哥哥的店，也可以代卖书籍，省得另开门面，有批发的，他也可以代收账，很靠得住。”²⁷

此后，朝花社出版、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的书刊有：《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奇剑及其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2·在沙漠上及其他》、《朝花小集·接吻》，《朝花（周刊）》和后来继承《朝花（周刊）》的《朝花旬刊》，版画丛刊《艺苑朝华》（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蕗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等。另外，合记教育用品社，也代售过鲁迅1925年发起成立的北平未名社出版的书刊，该社曾于1929年7月13日在《申报》上刊载广告云：“北平未名社重版及新出各书业已大批到沪，由本发行所出售。”²⁸

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的版画丛刊《艺苑朝华》

1930年1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方仁来，还陆续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廿元赔朝花亏空，社事告终。”²⁹ 这一天，标志着朝花社正式结束。该社原计划出版的12辑《艺苑朝华》，除上述朝花社发行的4辑，第五辑《新俄艺术图录》移交给上海光华书局于是年5月出版，且改名为《新俄画选》外，其余流产；原计划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3·果树园及其他》夭折。另外，此前拟续出的许霞（许广平）译的《小彼得》、柔石作《二月》两种《朝花小集》，因朝花社内起纠纷，于1929年11月改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其中《二月》于1963年改编为电影《早春二月》上映）。

关于朝花社终结的原因，鲁迅、许广平、柔石在他们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不是暗里就是明确地认为与王方仁及其哥哥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强英良、施晓燕的论述倒是耐人寻味。强英良说：“王方仁当时只是二十四岁的青年，这么一系列的手段也许还玩不完全，别忘了他身后还有那位精于盘算的资本家哥哥。”³⁰ 施晓燕认为：“鲁迅对柔石如此之好，对比朝花社的其他成员，待遇可谓千差万别，王、崔二人可能心里也会有想法……这两位可能就微妙地对柔**行了一些排挤，而对朝花社的事业，也不是那么上心。”³¹

朝花社于1930年初结束后，王方仁再未与鲁迅见过面。1930年夏，王方仁经香港前往德国吉森大学（Universität zu Giessen/Justus 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美术系自费留学。因在上海南洋大学和厦门大学均未毕业，王方仁只能以中学毕业生的身份去留学。对此，寰球中国学生会在编制《十九年之出洋学生》时，王方仁列于德国自费留学生名单中，毕业学校为“交通大学”³²。不过，王方仁还是挂记鲁迅这位老师的。当年5月底，他在赴德途经香港时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于6月4日收到）；同年9月1日，鲁迅在《日记》上写道：“得王方仁信并画信片三枚，八月十四日柏林发。”10月9日，鲁迅又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Herwarth Walden（1879—1941，真名Georg Lewin）的著作《艺术的洞察》（Einblick in Kunst）³³。不过，对于王方仁这三次先后寄来的信、明信片和图书，鲁迅全都没有回信，可能是他们之间师生情谊已随着朝花社的解体而不存在了。王方仁在留学期间，还曾向上海的《小说月报》投过稿件。例如，1931年12月，《小说月报》第22卷第12期上就刊发了署名为“梅川”的诗歌译文《Sommertanz》（原作者为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人卡尔弗尔特）和文章《未发表的般生的剧本》。

三、供职于合记教育用品社

王方仁在德国留学期间，在当时德国第二位女性教授、吉森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Margarete Bieber（1879—1978，197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的指导下，专研美术史，在“希腊罗马古代美术，尤其是建筑、雕刻、瓶画的研究，用力至深”，1934年受父命回国返沪³⁴。据《申报》1934年8月2日第16版刊载署名为“梅川”的来信及其来信内容，此信很可能是王方仁撰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王方仁的回国时间为1934年夏。学成归国返回上海后，王方仁因某些原因仍然没有去找鲁迅，还对人说，“是鲁迅误会了他”³⁵。于是，他便一心辅佐**“经理合记教育用品社之业务，以最新之思想，导该社为时代之前趋，以科学之方法，施行管理，以新颖而合法的步骤，实行交易，该社因有优良而合理的陈规，予以保守，腐旧而有害的恶习，绝予改革”³⁶。1936年11月28日，即鲁迅逝世一月余后，王方仁的**王筱堂去世，他便以原名“福清”继任合记社经理，在《字林西报行名录》（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中英文姓名为“Wang, Charles S.”，成为一私营企业主。此时，他的哥哥王享仁尽管担任合记社副经理（协理），但主要精力还是打理其**王筱堂与人合资创办的华中工厂。此前的1931年10月12日，鲁迅收到崔真吾从广州寄来的关于星星社事宜的来信，次日鲁迅在复信中写道：“朝华（花）社用过之锌版，星星社要用，我当然是可以的。请兄自向王先生函取。”³⁷ 这里的“王先生”，很可能就是王方仁的哥哥王享仁。

王福清任经理后不久，即迎来我国的八年全面抗战。合记教育用品社的“生产机构，不能免于敌寇炮火的摧毁”，王福清“不得已遂设法将物资陆续内移，由汉口而长沙而衡阳而重庆而昆明，随国军到处，遂步迁徙，更经历香港、广州、贵阳、桂林等地，于各地设立办事处，冀得连络，不幸到处均遭敌寇蹂躏，所运货物，或因轰炸或直接遭过战事，因而受到相当严重损失”。其间，他“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敌在物资方面，作消极之抵抗”，以等待抗战胜利的到来³⁸。1939年秋，合记教育用品社曾拨资金设立大业铁工厂（20世纪40年代末停办），制造华英文两用打字机。当然，合记教育用品社自己的业务在此期间也有一定发展。例如，1938年5月，合记教育用品社除了原来位于上海河南路188号、190号的总社，汉口法租界公德里27号汉口分社外，又分别在广州西湖路40号、香港荷里活道53号设立广州分社、香港分社³⁹；1942年12月又在上海河南路185号添设门市部⁴⁰。1941年2月，合记社还举办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2月8日上海《申报》⁴¹、2月9日上海《新闻报》⁴²，均曾在其头版刊登该社三十周年纪念的广告，其中有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沈恩孚（1864—1949，字信卿）的“三十周年纪念”题词和一则《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创业三十周纪念赠品缘起》；2月22日，该社在上海同兴楼举办了500余人的宴会，王福清以经理的身份殷勤招待前往道贺的中外来宾⁴³。其间，作为沪上知名的民族企业、上海市仪器文具业同业公会主要成员的合记教育用品社还参加了一系列慈善活动，如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劝募救国公债，合记社认捐1500元⁴⁴；1939年4月，上海难民救济分会于儿童节之际慰问难童，合记社等10多家知名企业赞助了奖品⁴⁵；1943年7月29日，为配合《申报》发起的第五届捐助清寒学子的活动，合记社及其密切相关的华中工厂等四家文具厂商慷慨捐助文具作为奖品⁴⁶；1944年3月，作为与科学仪器馆有渊源关系的合记社之经理，王福清为感念科学仪器馆的主要发起人钟观光先生，以“钟宪鬯”的名义，为第七届《申报》读者助学运动捐款5000元⁴⁷⁴⁸。

合记教育用品社为朝花社和未名社出版物在《申报》上所作的广告（来源：《申报》1929年11月2日第5版）

抗战胜利后，王福清及其任经理的合记社均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如在南京太平路145号、香港云咸街40号设立分店。1946年11月，合记社资本为法币3000万元，到1947年9月增至法币1亿元（解放后折合为人民币5.3999亿元）。该社“无论在人事方面、营业方面、生产方面、经济方面，以及职工之待遇方面，都着手予以严格之整理”，如1946年春，上海到处是罢工怠工的风潮，“八大公司及商务印书馆等，劳方与资方为着待遇的不公平而起纠纷，但合记的资方对劳方却有深切的了解，薪资原定额相当的高，足以维持生活所需，除供给职员以膳宿外，还要安顿职员家属的住所，备有职员的宿舍，不使职员感受到生活为难之苦”⁴⁹。1946年、1947年，王福清在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公会（前身为上海市仪器文具公会）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均当选为公会年度理事，并均被推选为该会常务理事。1947年10月，上海市仪器文具业同业公会会刊《仪文》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王福清等公会常务理事、理事的照片，其“通论”栏目还刊发了王福清的文章《仪文业前途的瞻望》，其中开篇写道：“仪器文具之为用，与文化学术成正比例。文化愈进步，学术愈昌明，则仪器文具之用途愈广。”最后，他指出：“厂商合作，官民合作，我仪文业在未来之大时代中，必能尽其责任而完成其伟大使命。”⁵⁰ 王福清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仪器文具业中的影响力，以及他对该行业的深刻认识，可见一斑。

1947年前后，任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的王福清（来源：《仪文》1947年创刊号）

20世纪40年代，王福清除担任合记社经理外，还兼任大风仪器文具公司经理、上海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文化信用合作社监事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福清仍任合记社经理，但因离沪赴港，合记社在1950年的上海市仪器文具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中，填写的会员代表为该社的周省吾（门市部主任）、顾儒雄（秘书）、柳传楣（会计员）。20世纪50年代，王福清所经营的香港合记教育用品社先受托为台湾《文艺春秋》（1954年4月1日创刊，1955年5月停刊）海外发行所，后来成为该刊香港办事处⁵¹。其间，王福清结交后来任香港新亚书院艺术系（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前身）教授、首任系主任的陈士文（1907—1984，字器先）。自此，他“一面专志文艺研究，一面热心奖掖后进”，殚精竭虑地推动与发扬中西艺术文化。1983年8月下旬，已近80高龄的王福清得悉陈士文创立的三远画会新创艺术图书馆，特地将自己搜购自欧洲、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地，数十年来珍藏的各种珍本原拓书法碑帖、中西画册、美术史及图片等珍贵艺术书籍约1000册赠给该馆，以为响应⁵²。

四、结语

王方仁，名福清，约1904年生，1934年之前以字“方仁”和笔名“梅川”等行于世。他早年就读于上海的交通大学，该校附属高小、中学毕业，大学工科肄业，曾于1926年9月转学到鲁迅任教授的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就读，参与厦大“泱泱社”“鼓浪社”和“驱刘”活动，1927年初退学返乡。1927年10月至1930年1月，在上海再次师从鲁迅从事新文学运动，参与鲁迅主导下的朝花社。与他一起参与泱泱社、鼓浪社、朝花社的崔真吾，与他同为“驱刘执行委员”的罗扬才，由他与崔真吾介绍同鲁迅相识、朝花社的干将柔石，后来均成为革命烈士。1930年朝花社结束后不久，他赴德留学，专攻美术史，1934年夏返沪，但从此离开之前钟爱的新文学事业，且从一个关心政治的热血青年，蜕变为一个私营企业的从业者、管理者和业余的美术史研究者。

致谢：本文的写作，承蒙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陈一鸣先生的多方帮助，谨致谢忱！

刊载于《中原文学》2024年第17期（5月1日出版），原文浏览：《鲁迅日记》中被提及的王方仁生平再考.pdf。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