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14年2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少将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谈及了当下中国爱国主义的缺失问题与教育有关[1]。解铃还需系铃人，针对因教育而造成的信仰、精神缺失的问题，自然还得由教育来解决。这里的教育是广义上的，自然包括图书馆，尤其是纪念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百余年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变迁和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缩影。其前身的沪江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图书馆之一，虽在办馆宗旨上有较明显的精神侵略性，但客观上却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作用，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亦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功效；解放初期全国院系调整后，学校不同时期的图书馆概貌，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窗口。作为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湛恩纪念图书馆除了所具有“开启民智”的基本功能之外，其“培养公德”的作用，在当下信仰缺失、精神缺失的年代，难道不更具有意义吗？这或许是笔者这本拙著存在的最大理由。

本书可谓《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笔者系通讯作者，署名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室”）的姊妹篇。笔者对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尤其是湛恩纪念图书馆历史的关注和兴趣，源于2006年应学校校志编纂委员会之邀编写《上海理工大学志》的配套丛书之一《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之后，笔者又撰写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校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法租界里的工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上海租界内一所中法合办实业学校的兴衰》、《“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世今生》、《沪江校友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分析》、《刘湛恩与“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沪江大学早期的图书馆——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发轫》、《中国近代期刊〈科学世界〉的查考与分析》、《抗战时的坚持与战后的复员、发展——对1937—1949年沪江大学图书馆历史的一种考察》），并于2011年10月上海理工大学105周年校庆前夕出版了校史研究专著《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这些研究的积累，加上近年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其他领域研究的体验，笔者认为现在将这本经过近8年打磨的关于上海理工大学湛恩纪念图书馆源流的专著公诸于世，应该是水到渠成了。

当然，此书毫无疑问也属大学图书馆史研究的范畴。我国大学图书馆史的触及乃至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我国出版了10多部高校图书馆史相关著作[2]。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沉寂了一段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复苏，并在最近10余年形成一股小高峰。截至目前，据笔者统计，已有近20部有关各高校图书馆史的书籍出版或内部印行（见下表）。不过，此数字与我国庞大的高校图书馆群体相比，显得严重不足。因此，此拙著至少在拓宽我国大学图书馆史研究的广度方面有所贡献，这或许是其问世的另一个理由吧。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或内部印行的大学图书馆史著作一览

        曾几何时，学界盛行一种议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本拙著恰好涉及一些当今的事和当今的人，属于当代史，笔者因此踌躇过。当阅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萧今先生的《金冲及：当代人写好当代史是无可推托的》一文后，如释重负，因为其中有云：“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又各有各的优点……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这也算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不必有那么多顾虑。”[3]

拙著的付梓，凝聚了许多领导、同事、同好的心血。图书馆各任馆领导（如许良、王宏光、韩玲等）将图书馆一些与文字方面有关的工作分配给笔者，是此书绝大部分一手材料信手得来的基础；馆长王宏光、前副馆长韩玲不辞辛劳地仔细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不少具体而精辟的修改意见，才使本书以现在的模样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同事们（如吕玉龙、郭培铭、苏丽丽、丁洁）为笔者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之门，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如档案馆馆长杨佐平、校友工作联络处处长潘淑平）以及校史研究同好（如章华明等）的信任、给予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是本书许多前期成果取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尤其是吴元骠前辈，是他的引领，笔者才走进了校史研究这片领地。当然，吴元骠、宗良、朱工艾、廖颖等提供的一些照片，更是让此书增色不少。另外，本书参考文献的作者，以及那些参考文献中未提及但给予写作灵感的人，他们的成果是本书“巨人的肩膀”。衷心地感谢上述领导、同事、同好以及笔者素昧平生的各方人士！

限于笔者的学识，书中一定会有错讹之处，还请各路方家不吝赐教。联系的电子邮件地址为：wxr272@163.com。

王细荣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