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细荣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理工大学，其文脉渊源可追溯至1906年创建的沪江大学和1907年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当年的德文医学堂校址现为位于上海市文化广场以西的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复兴中路1195号）。这片面积仅为50多亩的校园，在20世纪上半叶虽历经风雨，但其英才乐育、弦歌一堂的史事令后世学子感到震撼与崇敬；其具有普鲁士风格的经典建筑群与现代化的教学大楼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靓丽的校园风景。
从德文医学堂到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这片静谧的土地，在20世纪上叶先后见证了德文医学堂、同济德文医工学堂、中法国立工学院、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等几所旧院校的风雨和兴衰。
上海德文医学堂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于1907年6月创办。1908年，校名改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并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以南的法华路（后改名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购地12亩，建造新校舍。1909年暑期，新址一些校舍（如德文科讲堂、第一宿舍、钟楼）相继落成，德文科和医预科师生全部搬入新校舍。
1914年完工时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工科讲堂
1912年6月，学校新办工科学堂，校名也随即更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并紧靠学校旁增购地基，兴建工科新校舍，校园面积达31亩。学堂的设计构思和布局以普鲁士皇家机械学校的设计方案为蓝本。经过几年陆续建造，学堂校舍已初具规模。至1917年，学校共建成德文科讲堂，医预科讲堂，工科讲堂，病理学和卫生学讲堂，X光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宿舍，操场，风雨操室与运动场等，全校面积扩大至51.06亩，范围包括今陕西南路以西、嘉善路以东、复兴中路以南、永嘉路以北地区，地处当时“新法租界”中心。
1909年建成时的钟楼
这些建筑极具普鲁士建筑风格。当年上海的《申报》有一篇关于这些建筑的报道：
步入校园，首先看到的是工学堂雄伟的教学大楼，在教学楼对面是机电楼，楼内设有各种实验室、电机房、学徒实习车间、铸造车间、锻工场和木工房。走过位于校门两侧的教学楼与机电楼，便是设有教师阅览室的德文科和两座在同济德文医学堂创办初期盖的学生宿舍。在整个建筑群的中间是一幢造型典雅的建筑，其两边分别写着“生理学”、“解剖学”的字样。在这约3万平方米的校区南端，坐落着宽敞的健身房和在所有建筑中规模最大的新宿舍楼，这幢宿舍楼可容纳200名学生。新造的楼房均为砖块砌筑的清水墙面，其周围是绿色的草坪。
在这些建筑群中，最具特色的是工科讲堂。1912年6月，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工科开学。同年8月20日，校方开始为工科讲堂设计建筑图样。据考查，其图纸由来自德国洋行德国建筑工程师卡尔•培台克绘制，模型由工厂监督制定，构架完全仿自普鲁士皇家机械学校。1914年，落成并开始启用。1995年12月出版的《德国杂志》（Deutschland，德国莎西埃德出版社与波恩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局合作出版）第6期，在《建筑，德国在中国的明显影响》一文中，将这幢大楼作为在中国的普鲁士建筑风格的标志。在上海“万国建筑博览会“中，这幢大楼可称是一座仅有的普鲁士风格的公共建筑。此大楼虽年已近百，但结构完好，其砖木结构、走廊的马赛克地坪，至今完整如新。
于1909年建成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的德文科讲堂，也是一座普鲁士风格的经典建筑。中法国立工学院时期为法国院长住宅，解放后曾用作为上海国立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等机构的办公楼，现为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学院等机构的办公楼。
1909年建成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的德文科讲堂
另一处别具风格的建筑为1909年建成的钟楼。她象征学校的精神——时不待人。
1917年3月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借口“中德邦交已绝”，以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属德国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迫令学校解散。一直至1919年6月，位于法租界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校舍一直被**兵占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1年3月10日，中法两国共办的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在原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旧址上开学。学校设土木工程科、机械电气科、商科，远近学子负笈前来，学生人数达400余人。
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的铁栅栏校门
1923年，国民革命运动兴起，校务一度停顿。同年，停办商科，校名更为“上海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1929年，奉当时的教育部令，上海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更名为“中法国立工业专科学校”。1931年，因年数及课程与教育部新颁布的章程相抵触，学校报请教育部，拟改为**学院。1931年9月1日，奉教育部照准令，校名改为“中法国立工学院”，仍为中法两国政府共同领导，两国各派一名院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爆发后，德国在欧洲以闪电战击败法、比、荷、丹麦、挪威诸国，巴黎沦陷，维希政府屈服。由于法国政府降为附庸，便无心办学。1939年11月24日，法国大使戈思默致函法租界教育处长高博爱，决定停办中法国立工学院。1940年秋，中法国立工学院停办。1940年冬，由中法两国政府派人员组成“中法国立工学院院产保管委员会”，负责保管学校财产。从此时起至1942年，中法国立工学院校舍成了侵略者的军营。
1943年，原中法国立工学院的师生成立“校友会复校运动委员会”，利用中法国立工学院部分校舍创办了“私立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中法高工”），原中法国立工学院数学教师林治平（又名林祖欢）任校长。1945年初，校长林治平病逝，由原工学院校友陈廷骧继任校长。
“国立高机”学生在军训（1946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部有“中法国立工学院”复校的打算。但由于原有学生均于抗日期间转入后方各大学，故复校计划流产。1946年8月23日，鉴于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机械、电机、土木3个班的学生仍在学校学习，****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在上海接收前中法国立工学院校舍及设备，并将重庆鸡公塘的“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迁沪与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简称“国立高机”），任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夏述虞为校长。私立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停办，学生并入“国立高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代表李正文接管国立高机，并接收在原中法国立工学院校址内的私立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校舍（现电气学院办公楼）作教室。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粟裕签发命令（文高教字第8号）接收“国立高机”，并于当日举行“国立高机”印章移交仪式。
1950年6月1日，学校改由华东工业部领导。1950年12月4日，华东工业部通知学校改名为“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之后校名又先后改为 “上海第一机器制造工业学校”、“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 “上海机械专科学校”。1993年6月更名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5月，与华东工业大学（原上海机械学院）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成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帮助中国抗战的法语老师伯努瓦
伯努瓦先生是中法国立工学院大学部的法语老师，同时还在震旦大学兼课，曾为化学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法国沙姆（Somme）大战（1916年7－11月），这次大战英法联军打退德军进攻，保住法国防线直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课后，他常讲述他的参战经历，令学生们钦佩不已。1937年，我国抗日战争开始，伯努瓦先生是当时上海法租界法国义勇队队长，土木系法国教授卫葆赉（Viborel）先生是该义勇队队员。他们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十分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千方百计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抗日战争开始。在凇沪战场上，我国军民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达3个月之久，得到上海法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那时的法租界就成为我后方基地，便于收容伤兵，向前线运送物资和市民的慰劳品。后来中国军队后撤，留在法租界内伤兵被协助转移到了后方，其中也有不少高级将领，都在今太原路一所法国人的高级医院中治疗。他们都是在1938年后由法国邮船转移到九龙，再空运返回后方的。
1937年11月10日，中国军队后撤，伯努瓦先生的法国义勇军率领**兵，驻守在今枫林桥中国科学院。掩护南市、浦东中国军队撤退的殿后部队约1500人到达枫林桥、徐家汇一带。中法国立工学院马本初同学参加当时南市战地服务队，他随队伍也退到该地的铁丝网外面，因为他认识伯努瓦老师，向他招呼，伯努瓦见到了就命令**兵移开铁丝网，让他和伤兵一同进入租界受到庇护。
1939年7月，毕业班离校时，宴请学校领导和有关教授，当时除法国院长薛藩正患伤寒未到外，其他的有代院长农汝惠，潘颖昌、刘宝信、江之永、杨智钟等中国老师，以及伯努瓦、卫葆赉两位法国老师。席间，伯努瓦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道：
你们已经毕业了，我向你们热烈祝贺！我们大家能有机会相处多年，是很难得的，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深表同情，你们将以所学到的为你们的国家出力，担负起保卫你们国家的重任。
大家听了都十分感动。后来他还在自己的寓所设茶点招待毕业班全体同学，师生谈得十分融洽。席间，他还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但法国政府屈求妥协，使德国侵略者得寸进尺，为他的祖国而担心，因此特别使他敬佩和同情我国的抗日运动。
1940年6月，德国军队大举进攻法国，仅6天时间，就突破了法国沙姆的马奇诺防线。6月18日，德军攻入巴黎，6月20日，法国投降，成立维希政府，法国退出英法联盟。当时法国除国内的维希政府为投降派之外，所有在海外的法国人，全为自由法国抵抗派。他们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 Coledonie）法国海外省设立临时政府和电台，向世界宣布拥护戴高乐将军。当时在上海的伯努瓦等法国人就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法国抵抗派。
抗战胜利后，当年伯努瓦先生在中法国立工学院的一些学生曾去他住过的寓所拜访恩师，但二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他已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许多年后，昔日中法国立工学院的学生仍不忘伯努瓦老师对中国抗日战争所做出的无私帮助和在道义上对中国人民的极大支持。
爱国化学教师何尚平
中法国立工学院的化学老师何尚平是福建闽侯人，复旦大学毕业，后赴比利时留学。回国后从事蚕丝制造业研究和中国蚕桑业的改进工作，为中国古老的蚕桑丝绸工业的复兴、改良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值得称颂的卓越贡献。解放前，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驻巴黎总领事，里昂中法大学校长等职。
何尚平老师
20世纪20年代中期，何先生在无锡创办女子蚕丝讲习所，后迁往镇江蚕种场，改为镇江女子蚕桑学校。他曾为当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蚕桑改良会举办女子蚕桑讲习班多期，先后培养了学员500余人。那时的中国丝绸工业，已先后为日本和法国的势力所控制。北伐以后，中国政府改组了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聘请何先生为总技师。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会址就在中法国立工学院南端，即当时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410号。
受中法国立工学院法国院长薛藩的邀请，何先生担任了高中部化学讲师。每星期四个下午来校授课，历时十余年。何尚平老师既讲课本又做化学试验，他推行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深受同学们所敬崇和爱戴。何老师曾帮助爱国实业家吴蕴初先生在上海北新泾建立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和天厨味精厂，为振兴我国基础化学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亲自带领学生到上述工厂去参观学习，并现场亲自讲解。
在上海，何先生还长期担任蜚声世界学术界的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会（或称“上海分社”）的秘书和理事等职。抗战期间，他曾负责保存过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如今头盖骨的下落已成世界之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寇大举进犯上海，“八一三”凇沪抗战打响。日本侵略军海军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停泊在外白渡桥东北堍、前苏联领事馆旁的黄浦江面上。何尚平等几位爱国科学家秘密集会商议，由何先生在中法国立工学院南面一所平房内，亲自动手制造烈性炸药三硝基甲苯，然后用土法装配成一枚水雷。当时，上海地方协会的杜月笙募得敢死队员1名。在一只小舢板引路下，这名敢死队勇士怀抱水雷，从浦东泅泳向出云号巡洋舰，准备炸沉该舰。但舢板船摇近敌艇时，被艇上日军发现，鸣枪警告。舢板仓猝发出信号，掉头离去。浦东接应人员即引动雷管引暴水雷。一声巨响，波浪翻起。虽不幸未能炸沉敌艇，但舰身剧烈晃动，已使日寇惊慌失措，一片混乱。这时，何尚平、宋子文、杜月笙，以及应邀而来的若干新闻记者，已聚在外滩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的酒楼东庭观看炸艇，准备庆功，发表新闻。炸舰未成，敢死队员殉国，大家相继惋惜离去。然而已给日寇一个严重警告，中国到处有仁人志士，不可轻侮。
日本军旗舰出云号（1937年8月拍摄）
1939年春天，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侵华日寇，无理规定一年内只准悬挂国旗8天（或10天）。有一纪念日，不在规定日期以内，何先生负责的中国科学社内升起了中国国旗。一个法国巡捕前去取缔，何先生严辞训斥，拒不执行。鉴于中国科学社是个极有声威的高级学术团体以及何先生本人在学界的地位，租界当局未敢贸然出动武力对付这一爱国行动。何先生的爱国热情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何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中法国立工学院郑际宝校友也回忆说：“记得1937年某休假日，他还亲自指导我和顾启濂等同学在实验室里赶制一批能探测日寇施放毒气的防毒试剂。”
1939年下半年，何先生去昆明开拓蚕桑事业，抗战胜利后仍回沪主持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蚕丝公司蚕丝研究所（后为改为华东农林部丝绸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政协上海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社长。
1970年12月25日，何先生在上海病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7月7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为何尚平先生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上海市委**部、市革委会***、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分社都送了花圈。
一生“勤工俭学”的校长夏述虞
夏述虞，原名夏舜卿，化名夏孚云，1896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圈头乡桥东村（原属任丘县）。1946年8月至1949年7月期间任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校长。
夏述虞校长
1917年夏秋，夏述虞从河北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毕业后又入了该校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第一班，学习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本应该立即去法国，但由于欧战未停，交通中断，暂时无法成行。1918年暑期，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联系，夏述虞与育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第一班另外30多名同学，又转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附设留法预备班继续学习到1918年底。1919年的农历正月去上海，在上海又等了十几天。3月15日，环球中国学生会为夏述虞等第一批赴法勤工俭90多名学生开了个欢送会，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在门前合影留念。1919年3月17日，从上海乘船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在法国先做了几年工，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于1925年考入法国国立工艺专门学校——法国阿尔捷梅杰工业学校学习，1927年7月毕业。1928年1月回国后，先在天津任教，后任上海汽车学校教员。1929年，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冯玉祥的老西北军，被冯委任为兰州省立汽车修理厂厂长、陕甘汽车管理局局长、机务主任。1930年，在蒋冯战争中被杨虎城的军队俘虏。由于夏述虞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平时为人正派，不贪财，杨虎城正当用人之际，便亲自找他谈话，并委任他为西安17路军汽车修理厂（前身为1929年6月成立的西安汽车修理厂）厂长（上校衔）。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绥靖公署汽车厂厂长，1936年任西安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当时西安的交通运输。1936年12月，参加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推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进入全面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西安事变之后，17路军汽车修理厂改为民办厂，夏述虞被任命为厂长。1937年6月，他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将汽车修理厂改名为西京机器修造厂，并一心扑在工厂的管理和各项事务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华北，西安街头有很多由华北等地逃难来的教师和学生，其中有天津大学的、北洋大学的、河北工学院的，他们终日流落街头，生活非常困难。夏述虞便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利用杨虎城出国考察前给他的5万元钱，于1937年夏天在西安市炭市街创办了私立西北高级机械科职业学校，并自任校长。1938年七八月间，因日本飞机经常到西安狂轰滥炸，学校便迁到凤县凤州城内儒林巷薛家院，1938年夏，再迁到离西安市500华里、位于秦岭山区的小镇双十铺新校舍。由于有了安定的环境，教职员认真负责，学校很快走上了正规。夏述虞根据过去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验，在学校推行半天读书、半天做工的半工半读制度，并且按照法国阿尔捷梅杰技术学校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因而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得很快，不久就远近闻名了。另外，夏述虞任西安高级职业学校校长期间，曾经帮助一些学生去了延安。其中一位得到夏校长帮助过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干部，并曾多次到上海寻找过夏校长，但均未果。离休后，他愈发思念昔日的校长，便于1997年左右派人持部队开具的介绍信，专程从外地赶到上海，希望通过上海理工大学校办打探到自己未能找到的夏校长及其家属的下落，以感谢昔日的师恩。此外，在西安时，夏述虞还保护过特务欲抓捕的杨铭功老师。
1946年8月下旬，受当时****教育部之命，夏述虞到沪任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校长。由于战乱，这所学校当时已是一个烂摊子。接管后，他一方面通过上海在敌产局工作的侯昌国，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不少日本旧机器，以增添学校实习工厂的设备，一方面设法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请上海交通大学的楼鸿棣（后任交大机械系主任）、林海明（后任交大电机系主任）、翟钰、吴良弼，汽车内燃机专家何乃民（后任哈军工教授），胡文光（后任本校教务长），毛隆基、洪锡范等担任专业教师。请数学泰斗陈容普（名怀书，江苏扬州中学、上海南模中学前辈，晚年任交大教授）到校教代数，并由他推荐来居秉瑶、任必等老师，保证数学教学水平；请马家瑞（后任交大教授）、谭恩鼎任物理教师；请于尔炽（后任化工设计院高工）任化学教师；请章克椮（清华研究院外文顾问）、李梅（后任外语学院导师）等任外语基础课教师……夏校长把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心得体会和在双十铺办校的经验一古脑儿都用到学校的教学管理上，力推“工学结合”的办学方针，严谨治校，对学生实行军营式管理，学校很快改变了面貌，并跻身于全国名牌学校的行列。
着校服的“国立高机”学生与工厂管理员戴忠鹳（穿西服者）在工厂前合影（1947年）
处在社会动荡时期，作为****举办的国立高机校长，夏述虞对国民党当局总是有自己保留的看法，一直未加入国民党。他心系学校的发展，关注学校师生的安危。国立高机第一届毕业生、后留校任教的吕国钧，曾经与校外的进步人士有联系，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上了。夏述虞校长便通知学校其他年轻教师赶在特务来之前去清理他的宿舍（虽宿舍里没有发现什么，但在楼梯间发现一些进步书刊），巧妙地保护了进步教师吕国钧。另外，他发现一些学生地下党员有“不对劲”的苗头时，并没有去向国民党当局报告，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处理，即以“操行列入戊等”等理由让他们退学，使他们免遭校内“三青团”和其他一些反动势利的迫害，顺利地抵达解放区，继续从事他们进步的事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夏述虞由校长降为实习工厂教员。1951年1月，夏述虞被调到上海法商水电交通公司（今上 海电车三场）担任工程师，1958年5月在上海退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曾经深情地说道：“回忆我的一生，无论是求学或办学，都与‘勤工俭学’这四个字紧紧相连。”
1981年3月29日，夏述虞校长因病逝世，终年85岁。夏校长一生执着事业，两度办学，恪守“勤工俭学”之原则。无论在学校或工厂，他始终与学生、工人关系融洽，在他们中间及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威信。
终生不忘祖国的侯昌国教导长
侯昌国，字楚善，1898年4月生，湖南湘潭县太湖乡永丰村（现属株洲县）人。1917年与毛泽东主席同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在毛泽东、***等带动下，积极投入五四运动。1920年，与***、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革命前辈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了“工学世界社”活动。1929年学成回国后以工业救国为己任，曾任总工程师、教授等职务。1946年，上海“国立高机”成立，他应邀担任了教导长职务，为国立高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国立高机的校友盛庆梁先生回忆，侯教导长为学校课程的设置、工厂机器的修缮与添置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在临近解放时，学校经费极端短缺，粮食供应紧张，他便利用自己在中央信托局兼职的便利条件，为学校争取了不少的办学经费，很多都是外汇，调拨来大批粮食（有时连学校走廊都临时用于堆放粮食），保证了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国立高机”时期的侯昌国
侯教导长也很关心学生。有的学生在寝食里收听共产党电台节目，他没有制止，却是叮嘱他们声音尽量低一点，以免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什么把柄。国民党军队曾一度企图占领学校，他便与其他校领导和教职工一道，极力反对，据理力争，终于使校园未能成为反动军队的兵营。
解放后，侯昌国的技术专长得到充分发挥。1950年，任华东电业局工程师。是年2月6日上午，上海遭遇了著名的“二六大轰炸”，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炸死炸伤1400人，炸毁房屋2000余间，位于闸北区的杨树浦发电厂、闸北自来水厂毁坏严重，上海的电力丧失90%，全市陷入一片黑暗，市区工厂几乎全面瘫痪。就在此时，侯昌国带人去了杨树浦发电厂，检修被毁坏的发电设备，使上海恢复了光明。
1951年，侯昌国任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会副主席。1952年，被评为上海市一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全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并设家宴欢聚，重叙昔日友情。1953年，任上海供电分区主任兼线路管理所工程师。1958年，任上海业余动力学院教务科长。反右运动中，侯昌国先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后在中央有关领导关心下得到彻底平反。“文革”期间被***抄家隔离审查，因抄到有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才免受重灾。尽管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文革”后，在国外的子女想接**出国，他意味深长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忘记祖国，我不愿离开我的故乡”。
毛泽东给侯昌国的亲笔信
1981年2月14日，侯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中央领导蔡畅、***同志均致电悼念。“国立高机”第一、第二、第三届在沪学生30多人参加了恩师的追悼会。
原载《上海滩》2007年第4期，原文PDF浏览：
法租界里的工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