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恩与“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

王细荣  章华明

［摘要］刘湛恩烈士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上海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他确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沪江模式”。其对沪江大学卓有成效的贡献，亦体现在“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建设上。刘湛恩其人、其事，实属值得后人纪念，沪江大学图书馆以及今日的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被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其意义即在于此。

［关键词］刘湛恩  沪江大学  沪江模式  湛恩纪念图书馆

Liu Zhan-en and the Libraries Based upon “Hujiang Model”

[Abstract] Martyr Liu Zhan-en, who was first appointed to the president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US), was an eminent and patriotic educationalist. He established the “Hujiang Model” as which Christian university fulfilled successfully high education in China. Developing  a series of libraries based upon “Hujiang Model” was one of his fruitful contribution to US. Martyr Liu Zhan-en and his work, are sure deserved to be commemorated by people of the following times; this is the very reason why library of US and USST were named “Herman C. E. Liu Memories Library”.

[Keywords] Liu Zhan-e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Hujiang Model;Herman C. E. Liu Memories Library

刘湛恩烈士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在1928－1938年任沪大校长的10年间，他成功地化解、调和校内的中美文化冲突，致力革新校务，倡导校政改革，确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沪江模式”。刘湛恩对沪江大学卓有成效的贡献，亦体现在“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建设上。刘湛恩校长为国牺牲后，沪江大学师生为完成刘校长的未竟之愿，又扩建了他生前主政学校时建造的图书馆大楼，并将其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Herman C. E. Liu Memories Library），以表达后人对他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1  “沪江模式”及其指引下的沪大图书馆建设

1928年2月9日，刘湛恩在沪江大学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最初提出了他所设想的沪大“四化”办学模式，即“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1]。1928年2月25日，他又在其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题为《大学的使命》之演说，阐述沪江大学今后办学的三大使命：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和改造社会[2]。随后，他顺应时代潮流，在沪大推行自己的“中国化”校政改革，倡导“大家庭”的沪江精神，从而确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沪江模式”，即在沪江大学推行“学术性”的世俗性教育功能、“职业化”的学科发展方向、“平民化”的社会办学取向和“大家庭”下的人格教育方针等一套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办学模式。

在“沪江模式”指引下，沪江大学的图书馆建设亦成绩斐然，即建造**的图书馆大楼，发展沪东公社民众图书馆，创办沪江大学国际关系图书馆和城中区商学院工商图书馆等专业图书馆，加大图书馆中文文献建设力度等。

立足中国社会实际，顺应时局变化，因时因地制宜地建设沪江大学系列图书馆，是刘湛恩在沪江大学践行“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的办学理念，倡导“中国化”改革的结果；反过来，这些图书馆又是刘湛恩实现他的办学理想之重要保障。

2  “学术化”下的专用图书馆之建造

刘湛恩倡导的沪江大学“学术化”改革，就是要将世俗性的教育功能上升为学校办学的主要功能，更着眼于为社会而不是为教会培养人才。那么，在学校内建立一所正规的学术图书馆大楼，就显得尤为重要。1928年2月25日下午，刘湛恩在其就职典礼后，随即举行沪江大学专门的图书馆大楼的奠基礼。“改良建设，亦复引为己责”[3]。在这所图书馆的建造过程中，刘校长倾注了大量心血。

尽管沪江大学在创办时，就在1908年末竣工的思宴堂[①]（Yates Hall，今上海理工大学校长办公楼）内腾出4间房子作为图书室（中西文各2大间），但沪江大学一直以“缺乏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引人瞩目”[4]。到1928年时，沪江大学的学生已达900多人，仅次于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教会大学之一[5]。即便学校在思宴堂原图书馆几间房子外又劈出一部分走廊作为阅览室，但还是不能满足学生需要。晚饭后，常常可见等候图书馆开门的长长队伍[6]。

图书馆大楼的建造，可谓沪江大学的一件大事。但其全部造价为4万美元，而学校只向美国西门基金委员会商助两万美元，不敷尚巨。于是，刘校长便在校内外发起建造图书馆大楼的募捐活动。这次募款，是在国内的首次尝试，但得到社会各方和师生员工的积极响应。由于刘校长不遗余力地四方活动，再加上校董会、同学会、校方组成的募捐委员会和学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最终超额完成筹款两万（美）元的计划。同时，沪大学生们也组成14个募捐队，“向家属戚友劝募，以所得款，专为购置中文图书之用。[7]”

1928年9月，新造的专用图书馆竣工。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为其题写“图书馆”三字匾额。11月17日举行开幕典礼，来宾有包括****外交部长王正廷、上海市教育局长韦悫、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等社会明贤四百人之多。

这座图书馆是沪江大学第一幢在国内筹款建造的大楼，最初由美国纽约的Murphy和Dana设计，后来为满足当时一些需要略作修改。大楼分为两层，支架全用钢骨建筑，极其牢固。下层右为阅报室、教员研究室、管理员办公室、书目检索室和后来成立的国际关系图书馆，左为储书室。上层为可容纳数百人的阅览室，中央划出一小部分为出纳处，方便馆员照料全室。图书馆设施先进，如，在出纳处旁设有木质升降机（以方便快捷上下呈递图书），软木地板上铺设有油地毡，墙壁四周装有暖气片；阅览室高大轩敞，明窗净几。另外，为方便毕业生撰写论文起见，图书馆在一楼储书室周围设置一些桌椅，以便学生入内自由取书后阅览；同时将以往毕业生论文装订成册，陈列于这些桌椅附件，以便他们参考。[8][9]这所图书馆，可谓当时中国集服务人性化、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环境优美于一身的专用学术图书馆。

3  “人格化”下的沪东公社民众图书馆之发展

沪江大学于1929年3月获准立案后，在学生训育问题上，既有原来教会大学的*****教育，又有****要求实施的“三民主义教育”，两者往往相互冲突。面对这种局面，刘湛恩提出的“人格化”，对两者进行了调和与改造，使之结合沪大原有的社会服务传统，形成一种沪江特色的人格教育。刘湛恩认为，现代公民的人格教育，关键在于服务精神的养成。为了使学生接触社会，培养社会服务精神，并使大学实现“改造社会”的使命，刘湛恩对沪江大学之前建立的沪东公社（英文名为“The Yangtzepoo Social Center”）极为关注，并视其为沪大整个教育范围内的一部分，于是力谋扩充，增加预算，成立各种教育组织，民众图书馆就是其中之一[10]。

沪江大学于1917年在交通便利的杨树浦路1509号（杨树浦路与眉州路路口）购置了一处原为教堂的房产，创办沪东公社，“以供沪大社会学系之实验；同时又为教育、**、经济各学系实习之所”[11]，亦为提升当地社区文化和生活质量的社会服务中心。最初，公社内设民众阅书室一所及民众阅报处，备有沪上各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新申报》、《四明日报》、《吴淞周报》、《同文报》、《月报》等），有益于社会之杂志、周刊、旬刊等，以及一些沪江大学学生所捐赠的关于职业教育之书籍，如《棉花种植法》、《木工制造法》等。这些书籍、报刊，任人浏览[12][13]。

1933年3月，为更好地实现服务社会之功能，刘湛恩批准辟设一新建筑，专门作为沪东公社之民众图书馆，以便社会民众业余阅读。1934年暑期，民众图书馆落成，随后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8：00－20：30）。馆内分阅报与阅书两部：阅报部订有上海本埠报全一份，杂志多份；阅书部备有新书1000多部，其中以文艺居多，常识次之，工艺又次之。图书出借，不限于沪东公社附属各校学生，也无特种手续[②]。为了增进阅览者的兴趣，图书馆还特置备大型无线电机一架，于正午和下午四时后播音[14]。因此，前来看书者不断增加。如1935年，每日阅书之数平均40人，3月份总计有1200余人；1936年12月，阅览民众日超100人以上[15]；阅览者以工人居多，商人次之[16]。民众图书馆还通过募捐等方式，增加藏书量。例如，1937年4月，为扩充民众图书馆，发起劳工书籍征募运动，目标为1万册，分三期募集[17]。另外，民众图书馆内还附设有民众文字处、书信代办处，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4  “职业化”与“平民化”下的专业图书馆之创设

刘湛恩校长曾宣称：沪江大学不但要使学生成为一个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18]。基于这种社会科学“职业化”发展模式，1928年，沪江大学政治与历史学系成立国际关系研究社；1929年有所发展，便在图书馆的下层右侧辟出一专室，建成“馆中之馆”，名曰“国际关系图书馆”。该馆专储****外交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国际联盟、国际团体和国际友人等方面的赠书，如《国际关系文库》（International Relation Library）等。据1931年《沪江大学年刊》记载，国际关系图书馆“已蒙四十余国及国际联盟与乎美国各国际团体等处先后赠书甚多，兹复得日本友人赠送价值三千余元之日文书籍，将来发展，无可限量。”国际关系图书馆的管理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社下设的图书馆委员会，设主席一人，书启一人，委员若干人。国际关系图书馆后来发展为一个拥有万余册藏书的专业图书馆，成为当时我国国际研究文献资料的集中处。[19][20]

沪江大学是一所主要靠学费维持的私立教会大学，学费昂贵是其一大特征。这与出身贫寒的校长刘湛恩之“平民化”教育理想相悖。因此，刘湛恩出任校长后，便积极为清寒学生募集奖学金，推行学生的勤工俭学。但这些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份额毕竟有限，于是在1930年春，刘湛恩开始筹划在上海市区开办沪江大学商学院分院，初拟定名“夜大学”，后鉴于校本部商学院距上海市中心太远，不便实习，遂力排众议，决定将其与“夜大学”合并，改名为“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简称“城商”，校舍是位于外滩圆明园路上的真光大楼二楼）。城商是刘湛恩在“职业化”下进一步推行“平民化”的尝试。其目的除方便沪江商科学生实习外，更主要是为社会上提供各种形式的职业补习教育，以帮助那些清寒的好学生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增进他们的效能。[21]受同道邹韬奋的启发[22]，刘湛恩亦希望城商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即让学生养成“自立经营与组织之能力”，能够“利用小资本，集全同志共组小厂店经营之，从小做起，渐谋发展”[23]。为此，城商在创建时，便设立图书室。起初，其资料有限，不能满足师生的要求。后来，城商同工商界展开合作，将它扩展为一个设备完全的工商专业图书馆。1931年春，城商开始与中国经济学社商议，在城商合作开办经济学社图书馆。1932年1月23日，中国经济学社理事会同意与沪江大学合办“上海经济图书馆”，决定购书经费由“上海分社负责筹募，另由总社给予补助费若干，由基金利息项下提拔，其数额与上海分社筹集之数额相同，但以五千元为限”。由于刘湛恩校长，城中区商学院院长朱博泉，顾问委员会张公权、林康侯、王晓籁、王云五等人，都是中国经济学社社员，这为沪江大学与中国经济学社合办图书馆奠定了人脉基础。这样，在中国经济学社的帮助下，城商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工商专业图书馆。[24]嗣后，城商又与世界商会中国分会、国际贸易协会、工商管理协会、国际问题研究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等团体合作，力谋充实图书馆内容。例如，1934－1935年一年间，馆藏图书即增加了2000多册。到1935年时，馆藏图书已达8000余册，各种杂志报章共数十种。城商的专业图书馆，被认为是“研究学术不可少之设备”，有专人负责管理。其开放时间为每日下午13：00－20：30（星期日和例假除外），读者可据《借出章程》（1934年公布施行），将馆藏图书借出馆外参考。[25]

5  “中国化”下的图书馆馆藏建设

图书为研究工具，故刘湛恩“在特建图书馆之外，竭力增置书籍，除每年预算中规定增置图书的固定经费外，又得教部补助”，故馆藏图书增加较快（见表1）。据申报馆在1936年的调查，当时沪江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与山东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交通大学图书馆、福建学院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7所大学图书馆位列同一档次（7万册至9万册）。到1938年时，沪江大学图书馆藏书总数已超过8万册，其中西文图书22165册，中文图书58874册，期刊464种，馆藏图书量仅次于鸿英图书馆（10万册）和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9.3万册），规模在当时上海图书馆中居前列。

刘湛恩注重图书馆文献建设同时，亦着力提高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所占的比例。1928年，沪江大学专用图书馆建成时，馆藏图书为2.6万多册，其中中文图书13500册，英文图书12500册，中英文图书基本上是平分秋色。刘湛恩就任校长后，进行一系列“中国化”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加大中文文献建设的力度。

早在1924－1925年间，沪江大学聘请著名新派学者朱经农任国文部主任，对国文教学推陈出新，使之符合新文化的需要。1926年，学校国文课程明确规定，“国文与文学，系属两事”，沪江的目的是教授国文，“只适于非欲专研国学者”。作为必修课的“模范文”突出了自习，在“看、读、写、作，四者不可缺一”上强调“看书”，让学生通过扩大阅读面来提高语文水平，而这种扩大阅读面的要求暴露了学校图书馆中文图书不足的缺陷[26]。

1928年建造图书馆时，因中文书太少，刘湛恩在沪大校内发起“中国文图书运动”。为此，学生组织募捐队，筹集了近5000美元的购置中文图书款项[27]。另外，学校还举办一些活动，筹集中文图书的购置经费。例如，1928年12月15日晚上8时，学校“假四川路青年会殉道堂开游艺会，藉以补足本学期开始时五千元中文图书运动之数额。[28]”随后几年，图书馆的中文藏书量增加较快，中文图书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见表1）。

表1  沪江大学图书馆1928－1936年度馆藏文献统计表[29][30]

另外，沪江大学图书馆在文献分类法研究方面也在“中国化”方面有所努力。尽管当时像许多教会大学图书馆那样，其图书分类采用美国图书馆常用的杜威分类法，但也一直在探究适合中国特点的分类法。1929年1月28日至2月2日，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沪江大学图书馆提交的《请全国图书馆协会发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及管理法以便全国图书馆一致采用案》，被大会与其他提案合并修正议决通过，并形成了《由协会编制标准分类法案》^[31]，并在随后举行的索引检字组分组会议上，提请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案^[32]。

6  湛恩纪念图书馆——刘湛恩未竟之愿的实现与后人对他的纪念

沪江大学“图书馆之兴建，刘校长尤感切要。故曾竭力募款，乃见其成。方思再图扩充图书设备，熟料夙志未酬，以身殉职。[33]”为完成刘湛恩校长未竟之愿，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8日，沪江大学校董会正式决定扩建图书馆，将扩建后的图书馆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并在馆内设专室陈列刘校长塑像及其遗物，以资景仰。图书馆东侧一半扩建工程由时为（上海）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后来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大师的戴念慈设计。1948年7月3日，举行奠基礼，石质奠基铭牌上镌刻着“教思无穷”的字样。是年年底完工，1949年3月26日，在沪江大学春运会上举行开幕典礼。

“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建筑面积达2203平方米，是一座具有西方都铎式建筑风格的大楼，华美壮丽、气势恢弘，从形式到内部都与20年前建成的老图书馆甚是契合。尤其独特的是，她有20多个供专门用途的小房间和一个防火的书库。“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建成，完成了刘校长生前发展图书馆的愿望，亦为他在沪江大学校园内树立了一座激励后世师生的丰碑。

1952年，在沪江大学校址新建上海工业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仍以原沪江大学图书馆作为学校图书馆使用，但“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名称已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11月，于原沪江大学图书馆西南方建造的新图书馆启用，建筑面积达7547平方米。1991年11月10日，该新图书馆亦被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其题额由著名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手书。2007年7月，图书馆又搬迁到具有近代欧洲巴罗克风格（Baroque Style）、总建筑面积约23000平方米的新建图文信息中心大楼主楼。2009年12月8日，上海理工大学举行“湛恩纪念图书馆”新址揭牌仪式。这样，西门、南门上方镶嵌“湛恩纪念图书馆”7个黑色大字的图书馆，成为这片校园师生缅怀刘故校长的新象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思宴堂为沪江大学第一座综合性大建筑，亦是沪江大学教学、行政中枢；除图书馆外，其内还设有邮务处、庶务处、教务处、正副校长室、可容纳300人的大礼堂和18间教室。

[②]据《沪东公社民众图书馆简章》，沪东公社附属各校学生借书期限一般为一星期，而其他读者则限于馆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