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的因缘是乘坐军工路校区与复兴路校区之间的校车。2004年10月，我调入上海理工大学，上下班都是乘坐校车。校车上，我结识了很多学校的同事，吴元骠前辈便是其中之一，也是他将我引入学校校史研究的道路。
一、从受命到自发
2005年夏，吴老师从学校基础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不久又被校领导看上，具体负责学校百周年校庆一些文稿和《校志》编写工作。由于我曾经在出版社工作过4年，对文字工作有一定感觉和兴趣，吴老师便经常在校车和地铁上与我切磋相关稿件。一来二去，吴老师也慢慢对我有所了解，我也逐渐熟悉了吴老师的文字热情，并与他成了忘年交。
2006年6月，学校校志及其系列丛书编写进入倒计时阶段。其中有一本是反映复兴路校区办学历史的书籍，已经先后请了几位着手此事，但他们均中途搁笔。那时负责校志编写的校领导何建中副书记甚是着急，问吴老师可否再找到能信任此工作的人。吴老师则说，有倒是有，就是不知他是否愿意。何书记便追问是何方“神仙”，吴老师便说出了我的名字。于是，何书记就跟我们头许良教授打电话，说要借用我到校志办工作一段时间。不久，我便接到电话，要我去校办开会，第一次见到了早已耳闻的何书记。何书记比我想象中要谦和，我自然也很快就答应了，尽管那时我正犯眼病。
7月13日，学校已放暑假，何书记和吴老师带着一推资料和不完整的书稿一块来到了我家，敦促我要尽快将这本关于复兴路校区校史的书稿完成。 我也满口答应，他们走后便开始正式工作了。先是看了书稿，后又将所有资料都看了一遍，接着就是动笔。
说是修改、续写，不如说是重来，因为我向来不喜欢将自己都看不上的东西给别人去看。从书名、章节名，到行文，整个的都按照我的思路进行。这样没日没夜地在家干了将近20天，书稿雏型已具，并给这本书取名为《弦歌几度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7月下旬，书稿印出后，何书记又请来了薛明扬书记、徐福缘副校长等校领导和一些职能部门领导，在学校办公楼（音乐堂）一楼会议室讨论该书稿。大家都提出了一些看法，尤其是书名，有的同志不能接受“弦歌几度”来作为一本正经的校史著作书名。无赖，何书记叫人又将书稿印了好几份，送给原复兴路校区的徐强、李莹、江晚卿、郑琪仙、景亮、蒋三春等校领导、相关人员及时任学校商学院院长的李好好教授审阅，并于8月11日上午，假复兴路校区原商学院会议室（德文科讲堂二楼），举行了审稿人与编写者面对面交流会，吴老师也参加了。大家都畅所欲言，对所看书稿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其中徐强校长说：“书稿看了，总的感觉写得很好。我想现在校史分几册写，第一册总册（即《上海理工大学志》）应是全面写校史吧。现在我看的是分册，只写复兴路校区校史中几个断面、几个片断，这也是可以的。这部分历史内容确实比以前的校史稿写得更丰富了，文笔也更生动活泼、更有文学味。这些都是很好的，谢谢写作本书的同志。书中有少数几处错字、多余字和句子的修改，我用铅笔改在上面了，这里不再细说，我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书名。”接着，我说道：“弦歌、风雨，确实需要加上去。定位，是历史的，范围是复兴路这一个特定的环境。题目，确实是有难度的，定得好，成功一半。关于文字与标题，我能负责任。一级标题，基本是直白的；二级标题，是从历史、校友的文章中提炼的，如果也过于直白的话，可能就缺乏吸引力。历史是最难写的，当然，写了更有感觉了，（发现复兴路校区）曾经辉煌过。我们是在发掘历史，《年刊》（指1934年出版的《中法国立工学院院刊》）中有的文章是很好的。中国文化，不能丢掉。”讨论会最后，何书记说道：“大家提的意见，王老师再斟酌一下。书名暂定为《风雨弦歌复兴园——自德文医学堂至国立高机》。”这个书名与后来实际使用的书名《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别无二致。
之后，我便进入对《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进行修改、润色和补充阶段。在整理、交流过程中，我已找到了感觉，知道还需要哪些材料，可以从哪儿获取。于是，我便走访中法国立工学院校友施旦民、盛庆梁（亦是“国立高机”首届毕业生），“国立高机”校友张伯藩（上海音乐学院离休教授）、车宏安（上海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创始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志》编纂人员江晚卿（曾任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等有可能的知情者，去上海市外滩档案馆调阅中法国立工学院、国立高机的档案……。这些工作收获颇丰，使《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增加了很多有凭有据的实际性内容和照片，我慢慢地也喜欢上学校（尤其是复兴路校区）的办学历史整理、研究了。
8月下旬，《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出自我手的第二稿出来了，也印制了几本，供校领导审阅。不过，我又受命审稿《上海理工大学志》第十一编第65、66章。最后，我又与何书记、吴老师到上海市委党校的“海兴大夏”住了两天，闭门对《上海理工大学志》整理、统稿。这个工作完成后，2006年下学期也便开学了。
9月，我几乎都在校志办（校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上班。主要工作还是继续完善《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这时，我已与此书融为一体，有感情了，觉得它就是自己的孩子，需要悉心呵护。于是，我开始此书的排版工作，同时也不断修改书的章节标题、正文语言，并认真草拟此书的《前言》、《后记》，设计《校志》及《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沪江大学简史》等配套丛书印刷用纸、装订要求等。9月30日，我完成了全部工作，将《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的PDF格式文件交给了吴老师，让他送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片，因为我当时晚上要乘车回湖南老家，参加大学入学20周年湖南科技大学化学系1986级同学聚会。国庆长假后不久，《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便正式印出来了。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又没有由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审稿程序，书中有些小错误，在何书记的授意下， 我便又于2007年3月31日复兴路校区百年校庆纪念日前做了个“勘误表”， 以将此表连同《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块发给返校的校友（但最终因具体办事的人疏忽，没能实现）。
二、与学校档案馆的结缘
因研究校史的缘故，加上我过去学习、工作的经历，2007年底，我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专业科学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幸运的是，次年4月底我被导师江晓原教授（江老师系中国科学院席宗泽院士的首位博士生，也是我国科学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生）看上，录取了。2008年8月底，我开始了我的博士生学习生涯。
大概在2008年10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学校档案馆网站上转载了我的《上海租界内一所中法合办实业学校的兴衰》一文，因转载时将此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了，我便给档案馆馆长章华明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说：“我的这篇文章是一学术论文，后面的注释与参考文献不能去掉！”当然，章老师很尊重我的意见，很快就将此文的完整版替代了原来的缺省版。这便是我与章华明认识的开始，从此与校史的深度研究，也与学校档案馆有了难解之缘。
后来，我又撰写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校史研究方面的文章。除上述的《法租界里的工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上海租界内一所中法合办实业学校的兴衰》外，还有《“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世今生》、《沪江校友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分析》、《刘湛恩与“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第二作者为章华明）等。当然，这些文章，学校档案馆网站“档案编研”栏目也都先后进行转载。
不过，与档案馆有进一步更多、更深的联系，则是源于党委宣传部（档案馆筹）、学校规划发展办的校史研究课题《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
三、从课题《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到专著《栋梁气贯大世界》
2009年9月初，在“校史研究课题招标公告”发表之前，图书馆馆长王宏光教授曾经给我说：“档案馆的章老师想请你搞学校工程教育史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当时，我没有太在意，也没有细想，以为是随便讲讲，就满口答应：“可以！”直到在校园网上课题招标公告，我才知道，学校有关部门已有了具体的行动了。由于之前有王宏光的招呼，有与章华明的几次交流，我就去申请该课题，结果自然是归我了。
2010年元月初，我初步完成了课题，写就了8000字左右的《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和2.7万字左右的《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述》两篇一简一详的文章。
“工程教育百年史”专题研讨会现场
我以为，按照招标公告，这个课题通过修改、完善，就可以完事了，孰料结果远没有此简单。2010年上学期开学后不久，何书记退休了，档案馆暂时改由学校党委书记燕爽分管。燕书记就要求继续做好《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研究，并提出要以专著形式将其出版。于是，章华明找了我，并告知这一事情。他先是提出希望我继续努力，与档案馆的**（2011年5月份已调离学校）合作，共同撰写专著《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由于我之前有与人合作的经历，存在一些问题且时间也会拖得太长，我就提出还是由我一个人承担此事，只要档案馆协助我查档、联系相关人员等事即可，章馆长也欣然同意。于是，《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课题便进入了专著撰写阶段。
在撰写过程中，我从学校档案馆借出军工路校区、复兴路校区各个时期的校报、校刊，从头到尾浏览，以便从中找到有用的素材或线索。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文字或图片，我便亲自扫描、校对。当然，我也在学校档案馆调阅了一些档案材料，也利用了档案馆的同志给我整理的文稿、扫描的照片。另外，我也从上海市档案馆、吴元骠老师等处获得不少有价值的材料、照片，也从网上购买一些资料（档案馆的廖颖代办），等等，不一而足。在2010年6月初步完成书稿后，我决定给《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取一个有气势的书名，最后确定为“栋梁气贯大世界”，副标题为“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没想到，它们最终能申请获得“2010年度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课题（ZZGJ19-10）”资助，并成为正式出版的书名——《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
在撰写《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的过程中，我解决、发现或提出不少新东西。比如，解决“每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都必须在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校园里，任何有思想的学生都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世界里”这句话的出处问题，它的最先提出者不是原校史馆所言的魏馥兰，而是美国浸礼会海外差会干事，后任沪江大学校董（20世纪20年代）的詹姆斯·H·弗兰克林（James Henry Franklin, 1872－1961）博士（1930年后任美国Crozer神学院院长）；发现1985年3月至1991年2月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的胡逸洲（1928－ ）系上海理工大学（私立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校友；发现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于1916－1917年间，奖给沪江大学四字匾额“澡雪心神”；提出性质为文理商科的沪江大学，在“更为中国化”政策和“职业化”与服务社会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其工程教育也颇具声色……。
2010年6月，《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书稿印制了4本，交给学校前副校长伍贻文、前副书记何建中以及吴元骠老师审读。2010年10月2日，正值国庆长假，章华明与我，还约了吴元骠老师，在闵行一茶室虚心征求意见，讨论书中相关问题。伍校长、何书记、吴老师他们对本书的章节编排与名称、人物评价、内容的真实性乃至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书稿修改后，12月，档案馆又印制了《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第二稿40本。2011年4月至6月，我的博士论文进入攻坚阶段。这期间，《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第二稿又送交学校相关学院教授和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审阅，在更大范围内听取了各方意见，以确保书稿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资深教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华泽钊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认认真真地整理好，并通过邮箱发给江才妹书记，江书记又转给了章华明，最后又到了我这里。另外，章华明和我还采纳了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陈大文教授的建议，召开了多个小范围的意见征询会。2011年6月28日，学校已放暑假了。章华明又专门邀请了社科部徐水华、胡绪明及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刘彬、原校志办副主任吴元骠等文史方面的专家，加上我本人，利用暑假时间，假上海海洋大学军工路校区专家招待所，对书稿第三稿进行了闭门审读。6月29日，我又特地到学校，与章华明讨论绪言、后记和脚注等问题。7月4日，我去参加了“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直到7月28日结束学习。第二天即7月29日，我又到学校与章华明讨论确定此书的章节标题等问题。8月6日，我将修改、初步排版后的《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书稿，交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吴芸茜博士。8月26日，我收到吴编辑返回的已三审过的书稿，即就进行逐一核对工作。因为此书的排版也是我做，我将纸质稿件需要再修改的地方也全部在电子版修改后，又印制了一份由章华明馆长交给陈大文教授，他硬是从头至尾认真地审读了全部书稿，并看出了几处文字方面的毛病。
10月24日下午，我拿到了正式出版、魂牵梦绕的《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一书。10月26日中午，章华明馆长很兴奋地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送书给许校长时，许校长‘批评’了他，说书做得太好了。”这时，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付出了心力、体力，没有落得过最后还受批评的下场。我想，章华明也更会有如此的心境，毕竟他作为校史研究室的实际负责人、档案馆馆长要为此承受更大的压力。
10月28日，在“上海工业文明展”开幕式后，我看见了陈大文教授，便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他的谢意，并说他为此书辛苦了。他说：“其实，我不算辛苦，倒是你辛苦了。”他还说：“这书的前半部分比后面的要写得好。”这时，我心里想，这是我很难听到的、出自有一定身份的人的一句实在话（2013年6月7日，陈大文教授在学校格致堂304会议室参加我的“2014年度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申报评审校内预答辩”时，再次肯定我对《栋梁气贯大世界》一书的付出和成绩）。
原载网易博客wxr272，发布时间：2011年10月30日；2014年6月以《校史研究的心路历程》为题转载于《大世界里的丰碑——湛恩纪念图书馆的今生今世》附录二，原文链接：
校史研究的心路历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