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江大学早期的图书馆——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发轫

    摘要：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源头为沪江大学前身上海浸会大学堂图书室。基于沪江大学管理者对大学图书馆的深刻认识，简述1907－1937年间沪江大学图书馆的经费、馆藏、馆舍及图书馆管理的发展状况，为当今大学图书馆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沪江大学；图书室；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建筑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College Library of Early University  of Shanghai: the Inchoation of USST Library

bstract: The origin of USST(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is the bookroom in ShanghaiBaptistCollege, which was the former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Based upon the profound consciousness about academic libr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utlay, collection, dwelling, management of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rom 1907 to 1937,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oday’s academic library.

Key words:University  of Shanghai; bookroom; library; college library architecture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又名“湛恩纪念图书馆”，以纪念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烈士。其发轫之始，为清季创办的上海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沪江大学的前身）图书室。如今，历经百年沧桑的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以其日渐丰富的馆藏、人性化的管理、不断创新的服务模式和现代化的设施，而成为上理莘莘学子向往和迷恋的地方[①]。

一、从两只箱子到几间房子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发端于1907年，藏书用的仅是两只小箱子，且一半还是空的 [[1]]。1909年2月，上海浸会大学堂在新落成的思晏堂[②]（Yates Hall，今学校办公楼）内开学。此时，开办这所大学的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一所好的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重要因素。1909年，柏高德（J. T. Proctor）校长在他的第一份报告里提及，在思晏堂的二楼搞一间阅览室，里面放置一些书籍、期刊和报纸。不久，该设想付诸实践，即在思晏堂二楼11号房间，置备2只书架，书籍数十册，并名之曰“图书室”。1911年，学校制定第一份关于对图书馆拨款的预算，金额为200元（学校总预算为10640元），一半用于大学，一半用于神学院。尽管上海浸会大学堂初创时期的图书馆规模不大，但她却是我国较早建立的近代欧美式学校图书馆之一[[2]]。

1912年2月，魏馥兰（Francis J. White）博士正式就任校长。他对大学图书馆有更深刻的认识：“任何一所大学能都不能没有图书馆；只要有了图书馆，不管其他的是否缺乏，大学均可照常运行；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3]]”这一年，沪江大学理科主任、化学教授梅佩礼（Fred Carleton Mabee）开始兼任图书馆委员会主任。由于当年特里特（M. C. Treat）先生慷慨解囊，捐赠100美元为图书馆购买了一套全新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再加上不久后晏马大（Matthew T. Yates）博士的捐赠，图书馆馆藏才初具规模。

1913年，图书馆所藏的中西文学、格致参考书（供课堂教学和日常参考的教科书和论文）达1000余册。是年秋，第一次图书馆报告出炉，其中写道：“近年本馆因设图书参考一部，雇用6名减费生**馆务，故其服务大为改善，即图书馆开放时，总有一位**值班……惟未有一位全职图书馆员，编目工作尚未进行，故自1914年起，拟教练富有图书馆学识之学生1名，期能办理是务。本馆对于参考书之缺少，颇感不便，而以英文、历史、科学、**诸科为尤。[[4]]”不过，此时的图书馆还是“大有助于学生也”，因为他们“暇辄浏览其间，读古人书而知学识之浅薄，阅格致书而觉吾身之渺小”。[[5]]

1914年，学校开始为图书馆专门拨款，金额为360元（大学总预算为18070元）。1915年，历史与经济学教授韩森（Victor Hanson）兼任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图书馆也从思晏堂的二楼搬到了一楼，馆舍增加到两间房子，一间为阅览室，一间为书库。尽管学校此时仍未找到一位专职图书馆馆长，但学校已聘任曾就学于华中文华大学的潘尚义（音Pun Seng Ih）先生为馆长**（一直在此工作至1923年），他开始按杜威分类法为馆藏图书编目。为了管理好这所欧美式学校图书馆，这位馆长**除日常工作外，还必须学习图书馆分类和管理原则，以能通过这些课程的考试[[6]]。当然，图书馆除这位专职管理员外，还聘请几个学生充任其助手。

1916年，图书馆预算已达600元（大学总预算为23895元），周借书量为90～100册[[7]]。1917年的报告显示，图书馆藏书已达4811册（2096册为英文书籍，2715册为中文书籍）；阅览室平日开放13小时15分钟，在星期天开放3～5个小时。1918年时，图书馆的中西藏书已各达3000册，其价值为9000美元[[8]][[9]]。1918年6月，即沪江大学10周年庆前夕，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奖以沪江大学“澡雪心神”四字匾额，图书馆内的中外书刊之作用不可小觑。

1920年，图书馆用房又有所扩大，增加到4间房子。当时，沪江大学学生对图书馆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其提供课外知识之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和期盼：“学问不是单单在几本教科书上用功得好的，近代教育家几乎全体承认这个原则。于是学校图书馆的设置，遂成一个重要的地位，沪大亦是如此，大抵一种科目，除教科书外，学生们还须在校内图书馆里搜集各种参考书，将各家的学说和见解，详详细细的比较一番；才可使我们添了一种具体的学问。计沪大的图书馆，藏书一二万卷，报纸和杂志共几十种。听说办事人还竭力想法收买各地的图书。再过几年，如能造成一个极丰富的图书馆，使学生多得些实益，这才是我们的盼望啊！[[10]]”

1923年，在时任代校长和图书馆委员会主任韩森教授的建议下，受过图书馆学训练的普天德（Gordon Poteat）教授的太太海伦•普天德（Helen Carruthers Poteat）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这一年，图书馆内的书报，质量均有所进步，从而使其成为学生的至爱。一名沪大学生曾描述道：“校内有藏书楼、阅报室；中西书籍，倚叠如山。上海交通便利，为东亚出版物之大市场，书报往来，非常便利；故上海各报馆之书报，朝出版而午至校。学生阅报者，正如蚁附膻，爱而不能舍也。[[11]]”

1924年10月，曾在沪江大学附中教英语的汤姆荪（Lillian Thomason）女士出任图书馆主任（任该职位至1937年抗战开始，其间曾兼任大学英文副教授）。她毕业于美国德克**州的瓦可学院，并曾在俄亥俄州的州立师范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工作过。上任伊始，汤姆荪对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如为每个书库添置桌椅，为大三和大四学生提供开架查阅服务。汤姆荪主持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年，书籍的流通量就超过了上年，达到10417册。韩森教授在他的图书馆年度报告中评论说，在汤姆荪的管理下，“图书馆在外观和实用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正如沪大《天籁》刊记者所报道的那样：“本校图书馆在汤姆荪女士主任以来，颇有改革。现在向南二间已全改为阅读室；其向北二间及横贯东西之巷[③]，皆为藏书室；阅报室则与客厅合并。阅读室之壁上，高悬孔子之像及种种风景照片，窗上则置以花瓶，幽雅宜人。每到一批新书，必置之特别之处，旁贴以写英语之纸条，曰‘诸君看啊，这新书是多么美丽！’总之，室中布置，处处皆是引人好学之思也。[[12]]”这期间，曾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的E. D. Burton博士的教言和指导，对沪大图书馆的发展亦大有助益。

1926年，图书馆的管理员已达10人，除汤姆荪主任外，其余全为华人，而华人职员中又有5人为沪江大学学生。当年每月书籍借出量达4000多册，其中外文书均比中文书少两三百册。

1927年，图书馆书籍和报刊的流通总共达到55240册，书刊的价值估计达49000元。汤姆荪在1927年的图书馆报告中说：“我们的21000册书、233种期刊和8种报纸，在每周6天的10个小时中和主日的4个小时中，可按最新的图书馆方法使用，这使得我们的图书馆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真正的图书馆。[[13]]”

虽然没有盖起专门的图书馆大楼，但上述数据表明，在这近20年间，沪江大学当局、教师和理事会，甚至沪大学生都真正意识到了大学有个好图书馆之价值。

表1  1909－1927年图书馆经费与馆藏一览表

Tab.1  The list of expenditure and books of library from 1909 to 1927

尽管早期的沪江大学，“主要因其缺乏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引人瞩目[[14]]”，但她的发展却甚为快速。到1926年，沪大的学生人数已达446人，仅次于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教会大学之一[[15]]。虽然已在思宴堂一楼图书馆四间房子外劈出一部分走廊作为馆舍，但还是不能满足学生需要，晚饭后，常常可见等候图书馆开门的长长队伍。1928年春，时任《生活》周刊主编的邹韬奋先生应刘湛恩校长之邀，参观沪江大学，对思宴堂内的图书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图书馆“人数虽拥满，而万籁俱寂，如入深山”；入馆读者“衣物整洁，态度雍容，同处于静而且美的好学深思高尚愉快的空气中”，他们可“随意地坐着展卷研学，异常自然”，“好像一家里的弟兄姊妹一样，不觉拘束牵强，也不觉大惊小怪”。[[16]]这在当时异性间处于极端规避的中国，实属难能可贵。

二、专用图书馆大楼的建造与管理

关于建造专用图书馆大楼的计划，最早见于1915年的报告：1916年需要增添的金额达161000元的建筑和设备清单中，其中25000元用来盖一幢楼，里面设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在1919年批准的五年计划中，有一个2000元购书和50000元建一幢图书馆大楼的建议。到1922年，五年计划的购书经费增至20000元，建楼经费增至60000元。

1922年，图书馆委员会主任韩森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在几乎所有普通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课程中，图书馆是学生大部分工作的实验室。发展和装备这个不可或缺的实验室被忽视了。图书馆资源匮乏不堪，学校的教育工作也相应地难有效率。图书馆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大量增加拨款，以置备经过仔细挑选的书籍、期刊、地图、索引卡片以及服务……第二个需要是防火的房间，这是一幢图书馆建筑所必需的。[[17]]”

1927年冬，鉴于沪大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图书馆主任汤姆荪要求学校增添思晏堂第五号房间为阅览室[[18]]。另外，她还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出需要迫切建造专门的图书馆大楼：“除了场地大小外，我们的图书馆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每天实际使用这六间小房间一次一小时或一小时以上的学生人数至少达300人。每个可用的书架和角窗都放满了书。我们绝对需要有更多的房间。[[19]]”

1928年1月，刘湛恩博士被沪江大学校董会确定为首任华人校长。1928年2月25日下午，刘湛恩校长就职典礼隆重举行。随后，刘校长与前任校长魏馥兰共同行图书馆奠基礼。刘校长上任后，“改良建设，亦复引为己责”[[20]]。其在图书馆的建造过程中，更是倾注大量心血。图书馆全部造价为4万元，而其中一半以上需在国内筹集。作为国内募款的首次尝试，刘湛恩在校内外发起建造图书馆大楼募捐活动，得到社会各方和师生员工的积极响应。由于刘校长不遗余力地四方活动，再加上校董会、同学会、校方组成的募捐委员会和学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最终超额完成筹款两万元的计划，成功地募得了23346.65元建筑款。同时，沪大学生们也组成14个募捐队，“向家属戚友劝募，以所得款，专为购置中文图书之用。[[21]]”这笔图书款额为4297.50元。后来，学校就此也追加21070.42元建筑款和6440.12元图书款，使建筑和图书款的总额最后达55154.7元[[22]]。

1928年9月，新造的专用图书馆竣工。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为其题写“图书馆”三字匾额。把书籍从思晏堂内的旧馆搬到近140米外的新建筑中，采用了一种新奇的办法——Passing Method，即师生们在思晏堂和新图书馆之间构筑一条长龙似的队列，书由第一个人从书架上拿下来，交给第二个人，再由第二个如法传出去，一直传到新图书馆的书架上。这次图书馆搬迁有总司令等职员督促工作，也有音乐班同学在旁奏乐助兴。关于搬迁的情景，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韦爱伦（J. Hundley Wiley）的夫人Elizabeth Ellyson Wiley在《三双手》（Three Pairs of Hands）一书中有生动的描述：

插在思晏堂门厅上方栏杆的校旗迎风飘扬。柳树下的乐队正在演奏：“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的上帝正在前行！”

这**书馆搬迁，它是需要精确计算时间的搬迁。“搬这些书，保罗！”“快点，朱，口哨响了！”蝴蝶、蚊子嗡嗡作响，似是助兴；500名男女同学排成一列，沿着老图书馆所在的思晏堂阶梯往下，出去穿行校园一直延伸到紧邻科学馆的新图书馆大楼。

……

在你第二天诉说腰酸背痛的时候，书籍已沿着那条由人组成的线条传递完了。图书按分类整齐地放在书架上，阅览室在为当天晚上开放做准备。一边娱乐，一边工作，手把手地传递，不知不觉这项工作就完成了[④]。[[23]]

11月17日，图书馆举行开幕典礼，来宾有包括****外交部长王正廷、上海市教育局长韦悫、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等社会明贤400人之多，平时一片荒凉的沪东杨树浦，车水马龙，顿呈热闹之状。与图书馆开幕同时举行的还有沪江大学一年一度的农展会。凡五谷瓜果以及新发明之国货，无不应有尽有。加上有菊花数百盆，置于图书馆门厅前，其兀傲不凡之气概，为开幕式增色不少[[24]]。下午2时许，典礼开始，先是刘湛恩校长简要地致开幕词；次为沪大同学会钱振亚干事和学生会募捐委员金伯铭报告捐款数目。接下来，王正廷、韦悫、胡适和王云五等各界要人相继演讲。他们个个突梯滑稽，妙语解颐。王正廷甚是称赞沪江大学，末了说了几句笑话：“贵校的募捐委员一姓钱，一姓金，真不怪诸位容易捐钱了！”笑声过后，他马上又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高声说道：“诸位对于这所新图书馆，这样努力，这样热心，实在值得佩服。还希望本着同样的精神，努力建设我们的新国家！”韦氏则说学术无国界，力避前清庸儒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妄；中国教育制度宜注重取长舍短，努力实施计划，不可徒事模仿……。胡氏为最富于风趣之一人，发声沉着，态度开逸。他不慌不忙地说：“西人有Fatal number趣事，最不喜‘十三’之数目，有爱十四或十二者。余则最爱十七。因为该数目与余个人有密切关系。余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今贵校图书馆开幕适在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可谓凑巧之至。诸位今天很快活，哪知我比诸位更快活。”他后又列举众多十七的例子，令在场的听众无不忍俊不禁。王云五则口若悬河，声如洪钟，滔滔不绝，称自己“今日以家长、老朋友、同行三种资格赴会”，并劝勉学生不能只购中国书，亦要设法多购西文书籍。下午3时半，演讲结束，与会嘉宾和师生即从思晏堂内的礼堂（1937年沪江大学的大礼堂建成后改造为教室）往图书馆参观。刘校长司仪，图书馆大门开启，鞭炮声声，响彻云霄。之后，众人鱼贯而入，裙履纷集。他们拾梯而上，进入图书馆二楼阅览室。室内悬挂一方出自谭氏手笔的匾额，上面的“图书馆”三字雄厚苍劲，与这热闹气氛甚为契合。随即在此举行茶会，主人殷勤致意，招待甚周，且有学校弦乐团奏乐助庆，既饫口腹之欲，又极耳目之娱，宾主尽欢而散。

这座图书馆是沪江大学第一幢在国内筹款建造的大楼，亦是一座沪大华人治校和师生合作的纪念碑。她最初由美国纽约的Murphy和Dana设计，后来为满足当时一些需要略作修改。整个图书馆大楼分为两层，支架全用钢骨建筑，极其牢固。下层右为阅报室、教员研究室、管理员办公室、书目检索室和后来成立的国际关系图书馆，左为储书室；上层为可容纳200多人的阅览室，其中划出一小部分为管理员办公室。上下呈递图书则用升降机，方便快捷。新馆设施先进，软木地板上铺设有橡皮地毯（即油地毡），天花板是那种便于透气的那种，墙壁四周装有暖气片（是沪江大学内唯一有取暖设施的地方）和风窗，光线亦充美[[25]-[26]]，故深受读者欢迎。对此，当年沪大的一名学生曾写道：图书馆二楼“屋子里四周都是玻璃窗，真畅快得很！从窗子里往外看，这东去的大江就是我眼底的画图。倘使我真能坐下读书，就是波浪打上岸头，也可以弹动我的心弦；哪怕是浪点儿溅湿了雪白芦花，也给我不少的诗意！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是我学问再没有进步，那我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了！[[27]]”

另外，为方便毕业生撰写论文起见，后来图书馆又在一楼储书室添置专门研究书架，每一个都贴上当年毕业生的姓名。储书室周围放置一些桌椅，以便学生入内自由取书后阅览；同时将以往毕业生论文装订成册，陈列于这些桌椅附近，以便他们参考。[[28]][[29]]

在新建的图书馆阅览室内，还置有一个标本展示柜，它是沪江大学博物馆的一部分（生物学和地质学博物展品在设在科学馆）。沪江大学博物馆于1922年正式成立，梅佩礼任馆长，最先设在思晏堂楼上，所展物品不多，仅有数柜陈列。1930年后，沪江大学提倡边疆问题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沪大学生还成立边疆问题研究社，并有意将原来的博物馆办成一个边疆民俗博物馆。为此，学校极力搜罗边陲物品，博物馆展品日见丰富，不得不加以扩充。1931年，博物馆搬迁至图书馆大楼中。展柜内其陈列的标本，是不断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地方采集来的，有满族妇女饰物多件（北平凌其峻赠）、喇嘛照片和服装、藏族人生活和祈祷用的随身用具百余种（谢安道寄赠），也有来自四川、菲律宾和爪哇岛的人类学考古发掘品等[[30]]。1932年，博物馆还收集“一·二八”沪战国耻物品，以资警示。

在随后近10年的时间里，汤姆荪女士对这所新图书馆的管理，费尽心血，精密周详，故图书馆日益壮大，不断发展。如假以时日，不断努力，她不难成为国内最完备之大学图书馆。

三、结语

沪江大学主政者、图书馆管理者和全体师生对图书馆之于学校教学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是沪江大学早期图书馆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专用图书馆大楼的建造与启用，是沪江大学早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转折点。这所图书馆，可谓当时中国集设施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环境最优美、服务最人性化于一身的专用学术图书馆。她自始至终都是由华人为主搞的项目，与此相关的整个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所谓：她是实现刘校长使大学“更中国化”理想的又一个步骤[[3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