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图书馆之打造——以海涅时代格廷根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为例

摘  要C·G·海涅是德国近代古典语学者，曾任格廷根大学图书馆馆长近半个世纪。海涅主政时期，格廷根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方针具有研究性、系统性和选择性的特征。在这一馆藏建设实践原则的指导下，海涅将该馆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图书馆。参考文献11。

关键词海涅 格廷根大学图书馆 世界图书馆 学术图书馆 馆藏建设

Abstract: Christian Gottlob Heyne was a German classical scholar as well as a director of the Göttingen University Library for near half a century.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Heyne, the policy of Göttinge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academic, systematicness and selectiv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practical principle, Heyne forged the library as a first model of academic library in the modern sense.

Keywords:Christian Gottlob Heyne; Göttingen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al Library; Academic Library;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G·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是启蒙时代后期德国的古典语学者和考古学家，1763–1812年任格廷根大学修辞学教授、格廷根科学与人文学会（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也译为“格廷根科学院”）秘书长和格廷根大学图书馆馆长，1770年起又开始任格廷根大学文献评论杂志《格廷根学术通告》（Göttingischen Gelehrten Anzeigen）主编。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学会杂志的编委，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外籍会员，汉诺威选侯国枢密院委员。海涅尽管身兼数职，但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是“他真正的家”[[1]]。他在18世纪德意志大学图书馆普遍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下，理性地践行“世界图书馆”（Universal Library）观念[①]，将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建成欧洲乃至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图书馆[[2]][[3]]⁽¹⁷²⁾，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当时的格廷根大学成为被海内外认可的一所现代化大学，很好地诠释了“大学图书馆和大学是生命共同体”的观念。

1馆藏建设的方针

发生在17、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使人们普遍相信：创造和传播有用的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英国国王、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二世（即乔治·奥古斯特)）也认识到这一点，出资并委派时为汉诺威内阁成员、枢密顾问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ph von Münchhausen, 1688–1770）于1734年创办了格廷根大学。明希豪森一开始就确立这所大学的目标，即不仅要确保学生在传统的学术科目上得到合适的培养，而且要为当时一切领域的学术创新提供便利。他更知道，图书馆处于大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位置，故在格廷根大学伊始便建立了图书馆，并亲自过问其工作，还将莱比锡的古典语学者格斯纳（Johann Matthias Gesner, 1691–1761）请到格廷根大学任诗歌与雄辩术教授和图书馆馆长。由于受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启蒙想法的影响，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很快便在观念、收藏范围及设施上，达到了“世界图书馆”的期待[[4]]。海涅任格廷根大学图书馆馆长[②]后，亦以建设包罗万书的“世界图书馆”为己任，但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成分。对此，他于去逝的前两年，即1810年写的一份报告（载《格廷根学术通告》）中总结道：

格廷根要不断、系统地获取每天新增的国内外文献，但这些文献要有利于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且是学术图书馆所必须的。它们的取舍，不依赖于个别学科的偏好、奢豪的追求和夺人眼球的装帧，只是为了建成一个综合的文献库，即收藏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一切学科分支的最重要的著作……一般说来，仅仅选择那些具有能促进科学、技术、实践进步等知识的书籍，它们不是内容系统，就是在形式上或本质上是进步、扩展和正确的，而不考虑那些众所周知或微不足道的多版本、译本和汇编的图书[[5]]。

海涅这个“格格不入”的“世界图书馆”理念，是他主政的格廷根大学图书馆馆藏方针的总结，与之前的诺代（Gabriel Naudé, 1600–1653）、莱布尼茨等图书馆理论家建设一个包罗万象、严格满足学习和研究需要的资料库的传统，可谓一脉相承，但它却是一个专门为建设学术性大学图书馆而拟定的原则，具有研究性、系统性与选择性的特征。这三个特征，充分地彰显在海涅的馆藏建设实践中。

2 馆藏建设的研究性

海涅主政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后，十分注重图书馆馆藏建设，从书籍挑选开始的整个过程，均是由他亲自执行或在他的严密监控下完成。其馆藏建设的研究性特征，可以认为是对17世纪盛行的巴罗克图书馆的一种否定：书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只要是对学术研究有用，就应该全部收藏，而不是一味地考虑其是否稀有或价值不菲。下面主要从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格廷根科学与人文学会、《格廷根学术通告》的一体性和馆藏文献的新颖性对该特征进行分析。

格廷根科学与人文学会、《格廷根学术通告》都是于18世纪50年代初在明希豪森的支持下先后创办的。前者是一个主要为提升格廷根大学的研究氛围而成立的学术团体，也是德国成立的第二个学术团体，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后者则是为方便学会会员和格廷根大学教师传播研究成果而创办的学术刊物，载有当时一些国内外出版图书的评论。明希豪森认为，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格廷根科学与人文学会、《格廷根学术通告》杂志应是一个整体。明希豪森去世后，海涅又继任《格廷根学术通告》的主编，从而成为图书馆、学会和杂志的实际掌门人。他也认同图书馆、学会和杂志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作为科学与人文学会秘书长，他倡议进行学术研究；作为《格廷根学术通告》主编，他传播研究的新发现。因此，作为图书馆馆长，他在馆藏建设实践中，就订购支持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而且允许格廷根的教授直接向他提供荐购书目。另外，海涅还通过《格廷根学术通告》，使格廷根的全体教员对决定购买什么学术书籍拥有发言权，因为有益于学习和研究的各国图书在此刊中都有他们撰写的评论，而所有此刊中评论的图书几乎都被海涅购进了图书馆，即《格廷根学术通告》被海涅当作学术性书籍的订购目录之一[^3](89-90)。

对研究最有价值的文献，往往是最新的。海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馆藏建设实践中，对那些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图书，尽量在第一时间订购，正所谓：“到了海涅的时代，‘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要求将研究视为一个可持续进步的过程，而其中图书馆员的作用就是始终将馆藏在第一时间契合这种进步。”[[6]]下面以英文文献订购为例进行说明。

18世纪的欧洲大陆，英语尽管是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语言，但由于当时的汉诺威王朝与英国朝廷的关系，英国逐步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最具有活力和革新精神的社会，其在科学、医学、历史和文学等各个领域的作者的声誉日渐提高，格廷根大学出现一大批精通英语的学者。1762年，格廷根大学又率先设立全职英语教授职位。这样，母语为英语的学人著作，对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建设现代化学术图书馆的目标，变得不可或缺。海涅上任伊始，就从伦敦的一些书刊出版预告中，订购适合格廷根学术发展所需的一切英语书籍，以确保最新出版的图书，在最短的时间内，读者可以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内阅览到。对于不熟悉学科领域图书的选购，除通过《格廷根学术通告》外，海涅主要利用英国《深度评论》（Critical Review）、《评论月刊》（Monthly Review）和《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的新书信息，先记下对研究有参考价值的图书及其作者，再确定所购的新书。一般来讲，馆藏图书，从预订、购买、运输到上架，大约只需八九周。例如，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5章和16章一些段落的考证》（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1779年2月3日完稿，2月号的《绅士杂志》刊登其出版广告，随即被海涅记录并于3月29日订购，6月8日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就收到了该书的复本，距订购此书的时间只有10周，距吉本搁笔也只有4个月多一点[[7]]。海涅这些订购前的功课，确保有学术价值的新书能够快速地成为格廷根的馆藏。到18世纪末，当许多图书馆（如维也纳、德累斯顿的宫廷图书馆）以收藏更多的珍本、古旧图书而闻名时，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则以馆藏新文献，且涵盖学科领域宽泛而独占鳌头[^3](112)。

格廷根研究性的馆藏，不仅让格廷根许多教授的著作得以扬名^[[8]]，而且也极大地惠及了当时德国及欧洲各地的学者。对此，苏格兰近代历史学家格雷厄姆（James Grahame, 1790－1842）曾在《美国崛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till the British revolution in 1688）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考虑到英国和美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关于这些大行政区早期历史的信息，大都能在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中找到，但却是异乎寻常的缺乏。许多可说明某一个州和整个北美的历史、统计数据的有价值的著作在英国的图书馆中都没有……。在尽力借阅所能获取的一切资料，购买英国境内所能找到的全部图书后，我的参考资料还是显得不足。为了增加文献量，我长途跋涉去了格廷根。正如所期待的那样，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我发现了大量关于北美的相关文献，它们比英国任何一个或全部图书馆所能提供的都还要多。图书馆的管理者们，对一切有文献需求的读者，总显得非常的慷慨。由于他们的热心帮助，格廷根的这些文献资源，让我受益匪浅[[9]]。

众所周知，格廷根大学在19世纪的学术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海涅时代成长起来的图书馆是大学学术声誉的基础，而其研究性的馆藏建设则又是这个学术图书馆立足的根本。

3 馆藏建设的系统性

系统、全面的馆藏，对学术性图书馆建设也十分重要。为建设系统的馆藏，海涅对于新书，坚持通读德国、欧洲邻国和美国的图书销售目录，选定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图书，并给出限定的价格，然后通过中介（如代理商、驻外使团、牧师、教师、图书馆员等）进行订购；对于17世纪及更早时期的图书，则主要从当时的古文物市场去购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涅强化了其前任所建构的书刊贸易网络，如巩固与伦敦的书商和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普兰塔（Joseph Planta）等购书中介的关系，争取到了更多有益于学校的外交方面特权，从而将汉诺威在整个欧洲的驻外使团，当作格廷根大学自己的代理机构，以及时订购图书馆所需的各国文献。另外，海涅主政图书馆一段时期后，通过其政治身份（如明希豪森首席顾问、汉诺威选侯国枢密院委员），从校方和汉诺威政府争取了额外的经费，从而为建设系统的馆藏提供了足够的经费保障[③]。尤其在明希豪森去世后，汉诺威政府和学校当局在图书经费管理方面更加宽松（政府只管弄钱和处理账单，学校也不再审查图书馆的财务记录），海涅更是如鱼得水。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因海涅的管理，声誉日渐提升，因而也受赠了许多名人或机构的捐书，如德国法兰克福杰出的建筑商乌芬**（Johann Friedrich Armand von Uffenbach）的私人藏书，英国国王的莎士比亚作品豪华本，丹麦国王的《丹麦钱币介绍》（Beskrivelse Over Danske Mynter），俄国彼得堡科学院的俄文书籍。海涅本人也是一位慷慨的捐赠者，他为《格廷根学术通告》撰写书评而收到的那些图书，大都捐给了格廷根大学图书馆了^{[3](53, 110-111)}。

通过海涅的努力，格廷根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据统计，海涅就任图书馆馆长前的1760年格廷根大学图书馆馆藏大约6万册，到1800年时已达13.32万册（当时德国北部的大学图书馆和英语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馆藏一般在一两万册），到1812年海涅去世时，馆藏已达20万册。18世纪末，格廷根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就已涉及当时大学的一切学科，其系统性给格廷根校内外的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曾于1789年受命调查德国大学的普鲁士公使格迪克（Friedrick Gedike）评价说：“这所优秀的图书馆让格廷根的教授们创造了大量的知识，因为他们能在大学图书馆中找到他们所需的任何书籍，或者至少明白图书馆能很快订购他们所需要的图书，他们惟一需要做的就是询问。”^[3](13) 歌德（J. W. von Goethe）因撰写《颜色论》（Zur Farbenlehre）于1801年造访了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后感慨说：“我曾携带一份之前我无法获取的所有书籍和论文之目录，交给了罗伊斯[④]教授，并得到他及其他馆员的帮助。最后我得到的不仅有我已经在书目中所列的所有资料，而且还包括许多我不曾想到、但该馆藏有的文献……我在格廷根的那段时间受益良多。”[7]甚至在海涅逝世将近180年后的1990年，他的系统性馆藏方针仍然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德国印刷物遗存征集的SDD（Sammlung Deutscher Drucke, 德国虚拟国家图书馆）工程中，格廷根大学图书馆被委任充当18世纪德国国家图书馆角色。在随后的8年时间中，其中大约有9000册具有18世纪德意志版权标志的图书被SDD数字化，这9000册图书几乎涵盖一切知识领域和18世纪已经确立的人文、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当然其中也包括许多小说和诗歌作品[[10]]。另外，格廷根大学图书馆的系统性图书收藏，从编制《格廷根大学图书馆1801年之前所藏英文书籍目录》工程中也得到了验证，因为该书目显示，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英文书籍为当时世界上除英国本土外最多，几乎涵盖当时大学的所有学科，并系统收藏。例如，16到18世纪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历史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的著作，通过比较该书目和《新剑桥英文文献书目》（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相关作者和书名条目，显示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几乎全部收藏[7]。

至于学术期刊、专业杂志的系统性馆藏情况，德国希尔德斯海姆的Olms出版的缩微平片《18、19世纪德国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en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提供了很好的证据。《18、19世纪德国杂志》含有所有学科领域的611种德文学术期刊和专业杂志，其中93％为18世纪的出版物，其余的7％为19世纪早期出版的。通过检索图书馆的数据库和书目，显示其中的大约76％来源于格廷根大学图书馆[10]。

海涅能建成全面支持格廷根教学和研究所需的系统馆藏，固然离不开政府和校方在经费拨款方面的慷慨，但是他的经营天赋（海涅曾认为他生来就是经理而不是学者[^3](57)）和对图书馆事业倾注的心力，才使得这些文献经费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取得了最佳的效果。

4 馆藏建设的选择性

为契合学术“真正”的进步，尽管系统、完整收藏，但海涅追求的更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世界图书馆”。他一般不收藏一些具有典型地方特色、低级入门的教育类用书、民众拥有的一般书籍。例如，具有英国特色的多卷本《英国地形学书目》（Bibliotheca topographica Britannica），不管是尼可斯（John Nichols，1745－1826）编的，还是高夫（Richard Gough，1735–1810）编的，其中的任何一册都没有被收藏[6]。一些基本的入门图书、教科书等教学用书，甚至一些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如巴泽多（J. B. Basedow）、康培（J. H. Campe）、萨尔茨曼（Ch. G. Salzmann）等18世纪后期德国泛爱主义教育运动重要人物的教育学著作，也被海涅忽视了[10]。对于翻译、汇编、纯文学书籍、多版本的文献，更是如此，正所谓：“海涅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个，却宣布放弃‘世界图书馆’的那些不切实际想法。”[[11]]^(320-321)

海涅及其他的格廷根同事崇尚关于科学的现代化解读，喜欢收藏原版图书而不喜欢其译本，故对于原版书籍，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获取，而翻译图书则得考虑其是否值得。例如，荷兰医生伊根霍兹（Jan Ingenhousz，1730–1799）于1779年在伦敦首次出版的《关于植物的实验》（Experiments upon Vegetables, Discovering Their great Power of purifying the Common Air in the Sun-shine, and of Injuring it in the Shade and at Night）一书中，给出了一些有关光合作用的关键性发现，无疑是有重要科学影响的书籍。海涅由于一直关注伦敦的图书市场，故这本书在1780年3月就可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如此重要，很快便有几种欧洲语言的译本问世，其中荷兰语、法语的译本在1780年便出版了。一匿名者翻译得不错的德译本也于同年在莱比锡出版，然而在海涅看来，它不值得馆藏。甚至1786–1790年间在维也纳出版，一致公认是最好、最完整的谢勒（J. A. Scherer）德译本，也被海涅排除在外[⑤]。

海涅对收藏汇编或编译的书籍，哪怕是非常出色的学术著作，也十分谨慎。例如，德国艺术家和雕刻家塞利格曼（Johann Michael Seligmann，1720–1762）编写的《国外各种珍稀鸟类集锦》（Sammlung verschiedener ausländischer und seltener Vögel），其中含有473幅用铜版纸印制的精美彩色插图，算得上18世纪德国最好的博物学书籍。但由于它是根据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凯茨比（Mark Catesby, 1682/83–1749）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1731–1743在伦敦出版）和英国著名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 1694–1773）的《罕见的英国鸟类和其他一些罕见和未描述的动物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 of uncommon British birds and some other rare and undescribed animals, 1743–1751年在伦敦出版）而编辑的，且当塞利格曼的著作问世时，凯氏和爱氏的著作已经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了，故海涅还是没有选择塞利格曼的《国外各种珍稀鸟类集锦》。

海涅拒绝纯文学书籍，尤其是消遣小说或平庸的文学作品。这与当时格廷根图书经费划拨的官僚手段有关。18世纪的德国，图书市场很大，据估计其中十分之一是小说[^3](93-94)。显然，当时没有一个德国图书馆会希望收藏一切小说，具有明确收藏原则的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格廷根大学图书馆也不例外。例如，1791–1797年维也纳出版商Wallishauser出版的120卷《维也纳消遣小说集》（Wienerische Landbibliothek），当时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就没有馆藏[10]。

海涅不收藏多版本图书，是针对某一作者的著作已有多种版本时，一般只收藏最近的那种，而对之前的版本不予考虑。例如，英国18世纪最著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学者、诗人和剧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的作品中，第1版的只有1705年出版的《意大利观感》（Remarks on Several Parts of Italy）、1726年出版的《关于古奖章实用性的对话》（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单行本的德文译本和法文译本，他的悲剧《卡图》（Cato）1776年Bell版之前的单行本一册都没有（甚至没有1737年的格廷根版），第2版的只有1733年出版的《***的证据》（Evidenc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6]。

总之，海涅馆藏建设的选择性，不是让学者感觉数目可观，而是令其满意，即，使“世界图书馆”合理化。

5 结语

海涅的馆藏建设实践，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当时所有学科研究的“真正”需要，采取深思熟虑的计划去收藏所有“值得”的书籍，从而使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甚至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学术图书馆[11](317⁾。他的馆藏建设是理性的，表现出研究性、系统性和选择性的特征，且三者不是孤立独行，而是相互联系的。海涅时代的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是现代化学术图书馆的拓荒者，其历史意义在于为近代欧洲的研究图书馆（如德国耶拿大学图书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也为大学图书馆帮助现代的大学完成学术研究使命提供可资借鉴的典范。即便到海涅去世后的19世纪，在服务现代化的大学，尤其是其研究规划方面，格廷根大学图书馆仍然独树一帜，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大学图书馆没有一个能与其媲美[^3](172)。基于馆藏建设的成就，海涅对格廷根大学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因而被誉为他那个时代“格廷根学术研究的催化剂”[^3](90)、“当时欧洲最重要教学研究中心的头面人物”[7]，从而在人类高等教育和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