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坚持与战后的复员、发展——对1937－1949年沪江大学图书馆历史的一种考察

〔摘要〕文章介绍沪江大学图书馆抗战时期的坚持策略，抗战后的回迁、管理、对外开放与扩建后馆舍情形，述说其被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原委及其教化意义。

〔关键词〕沪江大学；沪江大学图书馆；沪江书院图书馆；湛恩纪念图书馆；图书馆史

〔中图分类号〕G259.29

Adhering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Returning, Expanding after the War: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Library between 1937 to 1949

WANG Xi-r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Library’s adhering to strateg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ntroduces its returning and expanding after the war, and tells the whole story of Herman C. E. Liu Memories Library and its enlightened significance.

Keyword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hanghai Library; Academy of Shanghai Library; Herman C. E. Liu Memories Library

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简称“沪大”）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系建国前中国13所***教会大学之一，为今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在初创时期，开办这所大学的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一所好的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重要因素，因此沪江大学在1907年就有与图书相关的设施，1909年已设正规的“图书室”。在随后的时间里，学校当局对图书馆之于大学的意义均有清晰的判断，因而图书馆日益壮大[①]。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沪江大学图书馆已有专门的图书馆大楼（1928年落成并启用），设有国际关系图书馆、城中区商学院工商图书馆、国际教育图书馆和“为***领袖服务”的流通图书馆等多个专业图书馆，中西文藏书总数已超过8.1万册，馆藏量仅次于鸿英图书馆（10万册）和交通大学图书馆（9.3万册），规模在当时上海图书馆中居前列[[1]]^(1-4)。抗战开始后，沪江大学图书馆随着学校撤离杨树浦校区而搬到上海市区圆明园路，以真光大楼内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简称“城商”）原来的图书馆作为馆舍，不久又在南京路上慈淑大楼内与华东其他几所教会大学图书馆共同创办“华东***联合大学联合图书馆”。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江大学图书馆又改办为沪江书院图书馆。抗战胜利后，沪大图书馆搬回杨树浦校园，其馆舍也得到扩建，并被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从而使沪江大学图书馆整体上被视为一种象征，客观上起到了用以纪念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爱国主义教育家刘湛恩[②]的丰功伟绩的作用。

1  抗战时期的坚持

1937年8月13日清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接到时任虬江码头建造工程总指挥凌宪扬的一个电话，得知日本军队可能马上要采取行动，但刘校长镇定自若，冒险组织留校人员对学校的图书、实验设备等进行封存。由于是暑假，学生都不在学校，刘校长便与一名临时工一道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秘密地将图书馆内的一些珍贵书籍（2.5万余册，约占整个馆藏的一半）藏在图书馆铁质楼梯下面的一堵假墙后面[[2]]，并由此拉开了抗战时期图书馆的坚持之序幕。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沪江大学（包括沪江附中、沪东公社）被迫撤离杨树浦地区，把位于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全校的临时校舍，亦利用“避难所”真光大楼内城商原来的图书馆作为战时沪大的临时图书馆。在1937－1941年的“孤岛”时期，刘湛恩校长的汉阳同乡，1925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图书科（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前身）、担任过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曾任沪江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多年的杨希章任图书馆主任。

其间，由于沪大日校大学部和附中均在城中区商学院授课，原有的图书、设备都不敷应用，学校当局便尽力扩充图书馆，不仅增购新书，还增聘馆员，订定图书借阅章程，以保障沪大各类学生日夜均可以到馆阅览书刊，借出图书[[3]]。

尽管真光大楼有图书馆，但“孤岛”时期，沪大的“图书设备几乎等于零，其影响于教学者至重且大”^[1](2)。1938年1月19至21日举行的由各教会大学校长或其代表参加的高教会年会上，决议通过了华东七所***大学的合作计划，让她们立刻着手建立联合图书馆和联合实验室，并请美国的校董联合会拨款资助该图书馆和实验室。所谓的联合图书馆其实是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的。2月8日，由除上海***女子医学院以外的六所大学校长开会，就此达成协议：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即现在南京东路353号的“353广场”位于现南京东路步行街东端）腾出可供400余师生阅览的6大间作为联合图书馆。规定该图书馆由圣约翰大学管理，每所大学向联合图书馆付100元并转交每个学生的图书费。上海的合作得到了美国校董联合会的积极支持，截止1938年6月底，联合会共给了15000美元的资助。于是在这基础上，由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1938年夏决定迁往成都，上海***女子医学院没有参与合作办学，留在上海租界的其余四所教会大学便考虑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1938年7月20日，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校长李培恩、苏州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上海圣约翰大学副校长沈嗣良、沪江大学校务长樊正康，以及中华***教育协会总干事缪秋笙、高教会干事葛德基（George B. Cressey）等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大学组织“华东***联合大学”（又称“***大学上海协会”，英文名称为“The Associated Christian Colleges in Shanghai”，不包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神学院）。根据协会的章程，其目的是“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此联合起来以便办联合图书馆、联合实验室及其他此后它们所同意的联合事业”，同时又“充分谅解每所大学将继续保持她的身份、法人资格和**性。”[[4]]由沪江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共同创办的“华东***联合大学联合图书馆”仍按原协议设在慈淑大楼内，不过馆舍仅为四楼可供200余师生阅览的3大间大房子。其四壁书架上之书籍，多出自圣约翰大学，而其他三校仅占少数。

1938年下学期，联合图书馆获准使用来自美国方面的1万元资助款用于添购新书，并邀请到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科毕业生一人来沪协助其馆务。联合图书馆总办公处设在梵王渡（现称“万航渡”）圣约翰大学（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新书登记、分类、编目等手续完毕后，再送至慈淑大楼联合图书馆的参考室内，以供师生利用^[1](18)。1938年11月下旬，沪江大学美国浸礼会教员曾3次赴杨树浦校园，运出之前那批由刘湛恩校长藏在图书馆楼梯下的图书，并将其存置于华东***联合大学联合图书馆中[[5]][[6]]，供学生阅览。

1939年初，四所大学又联合在慈淑大楼六楼新辟馆舍两间。一间为教职员指定需用的参考书和普通参考书藏阅室，一间为学生研习所需的各科图书藏阅室。这两间藏阅室，不像四楼的图书馆被四所大学师生普遍利用，而主要由设在慈淑大楼六楼的之江文理学院师生使用。

联合图书馆的图书大部分还是储藏在圣约翰大学原址，慈淑大楼图书馆内只备有相当数量的书刊。不过，这里备有全部图书的目录卡片，四校师生只要需要，各类书籍均可随时登记流通阅览[[7]]。

在1938年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尽管这几所教会大学联合计划只在小规模范围内得以实施，但联合图书馆一直是四校师生利用率最高的共用设施之一。这所联合图书馆最后随着1942年2月华东***联合大学的结束而终结。

1941年12月8日，大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5日，沪大校董会开会，决定学校无限期停办，并成立财产保管委员会。是年春，为保存沪大“火种”，上海的沪大同学会出面开办“沪江书院”（最先名为“沪江补习学院”），仍在真光大楼上课，继续使用原来设在二楼的图书馆。此时，原沪大图书馆主任杨希章因曾协助刘湛恩抗日救亡活动被日伪特务所注意，为避祸已秘密离沪回汉阳县了。1942年9月，之前任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上海办事处编辑的李芳馥被聘为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此外，图书馆还聘有徐雅贞等3名正式职员。由于当时是各年级轮流上课，课间多空，学生多以图书馆为自修之处。李芳馥上任伊始，便推出一些举措，如贴出布告：“阅览室内不得交谈、饮食、吸烟，有故违者，馆员得请其退出。[[8]]”沪江图书馆职员的配备、一些规章的推出等，使这个不敷使用的地方，被当时沪江学子视为课余心仪的去处。正如一同学所言：“这个图书馆发挥了它的三大效能：第一固然是用功研究的地方；第二是休息的地方，常见有同学寂然**，闭目养神；第三是谈话室，常见有同学交头接耳，低声闲谈……这三种同学在图书馆里彼此都没有冲突的地方。这图书馆可说是适应战时环境，尽量发挥它的功能了。[[9]]”

2 抗战后的复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沪大图书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主席为教育系元老汪宗海博士，委员为教务长林卓然博士、前代主席余日宣先生、化学系主任唐宁康博士、中文系主任王治心先生等。1946年暑期，沪江大学又聘请早年就读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曾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西南联大、同济大学、湖南大学和中正大学等多所国立知名大学图书馆的张树鹄先生任沪江大学图书馆主任。

抗战期间，为安全起见，沪江大学图书馆多年珍藏的中西文典籍，化整为零，分置各处；虽经相关人员的努力，但仍多所丧失。1946年4月，沪大返回杨树浦校址上课后，图书馆存放各处的图书，也分头运回，加以整理。由于图书、刊物多有损毁，目录卡片尤其零乱，故图书馆的整理工作极其繁重。但在图书馆委员会的督促指导和图书馆代理主任潘甫澄、新任主任张树鹄的带领下，图书馆工作人员通力合作，不辞辛劳，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至1946年秋季开学时，一些重要的编目图书、杂志及各项目录卡片已整理完毕，图书馆基本上能为师生提供阅览与流通等服务了。

在复员期间，图书馆增加了工作人员（1946年秋季学期为6人，1947年春季学期为7人），重新设置部门，即分设总务部、编目部和阅览部，同时明确各部、各工作人员的职责，故图书馆复员的各项工作（包括新书刊采访、新旧图书图书编目、整理书库、增设阅览室）之效率得到了保障。

1946年秋图书馆开放阅览以来，来馆阅览人数大增。据统计，每日平均到馆阅览者达690人次，尤以晚间来馆之读者为多，以致阅览室原来的288个座位异常紧张，故在阅览室增加大阅览桌6张、椅子72把，使容纳读者数增至360人。另外，还将原一楼只置放少数报纸的阅报室改为期刊阅览室，陈列中西文新刊（共240种）。期刊阅览室后面的小房间则辟为国际关系图书馆，专供教职员参考、阅览和研讨之用。期刊阅览室和国际关系图书馆于1947年6月6日同时对外开放。阅报处则移至图书馆进门的门厅两旁，并添置沿墙站立报架，以便师生阅览。

另外，图书馆书库容量有限，书架不敷，加上图书又未能以合理次序排列，以致书架极为拥挤，读者找书费时费力，特别影响图书流通。为此，自1946年秋季学期开始，书库逐渐加以整理，渐次改进，除设法增加10只双面书架外，还将中西文图书杂志分开排列，已编目的置前，未编目的在后。

图书馆复员期间，以少数之人员，整理多年来积压零乱的工作，虽任务繁重，但全体图书馆员恪尽职守，黾勉从事，最终使得图书馆各项事务，均依照计划，顺利得以推进。[[10]]

3 馆舍的扩建与“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命名

沪江大学“图书馆之兴建，刘校长尤感切要。故曾竭力募款，乃见其成。方思再图扩充图书设备，熟料夙志未酬，以身殉职。[[11]]”1938年4月7日上午，刘湛恩校长突遭日伪收买的**狙击，当即牺牲。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秋天，沪大学生人数达到了1072人，原图书馆迫切需要扩大。校长凌宪扬于1947年10月9日致沪大**学教授海波士（John Burder Hipps）的信中，曾对对当时局面进行了描述：“目前有1000多名学生在使用为300人造的图书馆。每天有715人到只有315个座位的阅览室去找座位。有许多人为一个座位要排数小时的队。在期刊室里，每30个学生只有一个座位，每个小时都挤满了急着要读240种期刊的学生。由于没有阅报室，每天的报纸就放在门厅的架子上。必须立刻增加至少20万册书和300种西文杂志。[[12]]^(201-202)”

另外，沪江大学“刘故校长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决定向校政委员会建议，恳请学校酌办一些事项，具体为：“募款扩充图书馆建筑，定名湛恩纪念图书馆；增设专室，设置刘故校长所最注重之国际问题书籍，并定名为‘国际问题专室’；另辟露天阅览场，为阅读报章杂志场合；所有书架，应予更换钢质；向本校及刘故校长之中外友人，捐赠书籍刊物；特请名家为刘故校长塑像装置馆中，另辟一室布置刘故校长生前所用之家具、书籍等，以资纪念。[[13]]”扩建图书馆，亦是为完成刘湛恩校长的未竟之愿。1947年10月8日，凌校长在校董会上提交了这一方案，并向他们提议把这幢建筑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这个方案最终被批准，并要求在馆内设专室陈列刘校长塑像及其遗物，以资景仰。为此，全体师生和校友又开始在国内募捐筹款，并成立“扩建湛恩图书馆募捐委员会”，沪江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林天骥为委员会主席，校长凌宪扬为执行委员会总干事[[14]]。沪江大学音乐系主任朱起东博士与学校音乐学会协商，特地举办了筹款音乐会。他们组织沪大学生管弦乐队、近100人的合唱团、40人的雅乐社及音乐系精英学生，经半年排练后，于1948年5月17、18日[③]假上海市中心的兰心大戏院举行“湛恩纪念图书馆筹款音乐大会”。演出节目有化学系学生***城（后来成为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小提琴独奏，***城的妹妹司徒志文（后来留苏并任中央乐团首席大提琴手）的大提琴独奏，色彩女高音章珍芳（后任中央乐团演员）和被称为“沪江夜莺”的抒情女高音程知真等的独唱，俄国钢琴家马果林斯基的高足童丽春的钢琴独奏，合唱团及雅乐社的合唱，孙家雯、梁瑞开、邵明耀、陈惠民组成的男声四重唱。音乐会的压轴节目是朱起东博士特地谱写、沪江混合歌咏团演唱、沪大管弦乐队伴奏的《沪江之歌》大合唱。该节目“非常精彩，将沪江的各种优点，熔铸一炉，和盘托出[[15]]”。由于音乐会节目丰富，表演质量较高，两晚筹得的巨款也颇为可观。

到1948年上半年时，预定的300亿法币募捐目标已经达到，但在通货膨胀下，要达到原来的设计方案此时已需500多亿法币，结果只得先行开工，将一部分不太需要的工程暂缓。图书馆东侧扩建工程由时为（上海）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后来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大师的戴念慈设计，1948年7月3日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奠基礼，是年年底完工，1949年3月26日在沪江大学春运会上举行开幕典礼。

至此，沪江大学图书馆已成一座完整的晚期哥特式大楼，其建筑面积达2203平方米。图书馆有一个塔式的门厅，将原有的建筑连接到同样大小的另一翼。图书馆主入口朝北，东西对称。底层东翼为临时书库，西翼为期刊阅览室、期刊书库、珍本书库、图书编目室、馆长室等；二层东、西两翼均为大阅览室，可容纳1000名学生。扩建后的图书馆华美壮丽、气势恢弘，从形式到内部都与20年前建成的老图书馆紧密契合。尤其独特的是，她有20多个供专门用途的小房间（如高级研究者的小间）和一个防火的书库。这座具有西方都铎式建筑风格的“湛恩纪念图书馆”大楼（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公共服务中心），有两大目标，即为现在和将来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为殉难的校长建一块丰碑，正如凌校长所声明的那样：

母校号召每个曾在沪江大学上过学的人加入其中。有些人可以给一扇窗或一扇门，有些人可以拿出他的藏书，还有些人可以提供千把块砖。如果每个人都献出他的爱心，这幢建筑就会更加美丽，因为它代表了沪江子弟对沪江本身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共同挚爱。而且，它还体现了为之所建的人——刘湛恩的崇高和功绩。^{[12](202-203)}

“湛恩纪念图书馆”是沪江大学纪念刘故校长的正式场所，其塔式门厅内的刘校长油画遗像，令入馆之师生驻足徘徊。济济学子们“**在这个图书馆里缅怀先贤，勤求知识，步这位先贤后尘，立德、立行、立言，献身给社会、国家和整个人类。[[16]]”。这样，沪江大学图书馆具有梁启超所倡导的“培养公德”和“开启民智”之双重功能，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沪大校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将其图书馆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提供了源头活水。

4 结语

1937－1949年的沪江大学图书馆，历经抗战时期的坚持和战后的复员、发展，虽面临许多困难，但学校当局和全体图书馆人众志成城，毅然决然，保护了学校的图书资料，保障了全校师生的文献所需，最大限度地保住了沪大图书馆多年来各方辛苦劳作积累下的无形与有形资产，为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沪上新组建的一些大学图书馆，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如馆藏的83525册中文图书、48315册的西文图书成为后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院校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精神财富（如“湛恩纪念图书馆”大楼的教化意义），也为当今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主馆——湛恩纪念图书馆作为学校乃至上海市的爱国主义教育窗口奠定了历史的基础[④]，从而可最大限度地弘扬刘湛恩烈士热爱祖国、敬业乐群、不畏**的精神风范。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