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人藏书家张之铭

摘要：张之铭是近代上海宁波帮商人、有名的藏书家。他嗜书好古，广收图籍，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和上海建有私家藏书室——古欢室。文章介绍了张之铭的生平、交游，分析了他的藏书旨趣、藏书特点、藏书利用和藏书流布情况，指出他的藏书实践活动，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关键词：张之铭；古欢室；藏书家；藏书实践；科学中国化

A Bibliophile & Merchant in Shanghai during Modern Times:

Zhang Zhiming

Abstract: Zhang Zhiming was a famous merchant as Ningbo Gang and bibliophile in Shanghai during modern times. He liked ancient books and collected them, established successively private library named “Gu Huan Room” in Tokyo and Shanghai. This paper introduces Zhang’s life story and circle of friends, analyses the thoughts, characteristic, usage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 collecting books, and presents Zhang’s collection practice le**ing an indelible impres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Keywords: Zhang Zhiming; Gu Huan Room; Bibliophile; Collection practice; Sinification of science

张之铭（1872－1947），字赉顺，号伯岸，又号觉岸，别号古欢室主人，晚自号遯翁，浙江鄞县南乡石路头村（今属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人，为近代沪上宁波帮商人、有名的藏书家，其室号“恒庐”“恒斋”“古欢室”。他早年即开始从事科学中国化的相关实业活动，并藉此访旧搜遗、择尤选粹，进而利用所藏从事地图编绘和表谱之学撰述活动，被我国现代著名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藏书家叶恭绰喻为伏胜¹。本文利用有关文献，对张之铭的生平、交游与藏书实践进行梳理和探析，以期对这位近代商人藏书家建构深入、立体的认知，并澄清当今一些文献上有关他的一些讹传。

1  生平与交游

张之铭少时入私塾，并自学史志、地理和算学。16岁丧父后便辍学到位于镇海县柴桥（今属宁波市北仑区）的祖业“协利号”习贾。协利号关闭后，于1893年秋进柴桥丰大布庄经商，后又入穿山（今属北仑区柴桥街道）的祥兴鱼行任司账。1899年，虞和钦、钟观光等在柴桥创设研习自然科学的实学社（后世称“芦江实学会”“四明实学会”）。张之铭闲暇时便去参与实学社活动并成为社员，后干脆放弃自己的贾业，一心随虞和钦等从事科学中国化的实业活动。1901年3月（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受虞和钦、钟观光之邀，张之铭赴上海加入灵光公司。不到半年时间，灵光厂停办。1901年秋，赴日考察。是年底，虞和钦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馆，旋即张之铭又受派再赴日本，驻东京为科学仪器馆采购图器、标本、模型等。其间，张之铭还在专售汉籍和文具、由宁波慈溪商人王惕斋经营的商店“凌云阁”做过店员，得以有机会接触大量流失到日本的中国古籍。20世纪初，他曾采集宁波地区的一些植物标本，寄送给日本的植物学家松田定久（Sadahisa Matsuda）鉴定、命名，最终促成了松田《浙江宁波植物名录》的发表（1993年出版的《浙江植物志 总论》第八部分《采自浙江的模式植物标本》就列有张之铭采自宁波，松田定久鉴定、命名的马鞭草科植物Callicarpa ningpoensis Matsuda²；现代某学者呼吁：就像纪念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那样，也应有能纪念张之铭的植物学名，以弥补辉格式科学史的缺陷³）。这期间，张之铭常往返于日本与上海之间，深知“私塾”与“洋学堂”的不同与弊端，每每返乡之际，均向族人倡议兴办学堂，并于1905年冬族人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后即刻出资修祠堂作校舍、买设备。1906年春，这所名曰“张氏私立三池学堂”的新式学校开学（20世纪30年代石路头张氏编修宗谱时特附《三池学校记》，以彰张之铭的兴学之功⁴）。1911年初，张之铭在上海棋盘街（位于今延安东路与福州路之间的河南中路两侧，现两街无商市，地名已消失）新开经营理化仪器、教学标本模型等的实学通艺馆。待此馆生意稳定后，张之铭又亲赴日本采购。1924年底，开始常住上海经营自己的实学通艺馆。1929年12月，张之铭应浙江省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屺怀之招，出任该馆历史文化部征集员，曾先后赴杭州的余杭、瓶窑，张家口的怀安，河南洛阳等地为博物馆收购古物。1932年9月，鄞县文献委员会成立，张之铭任委员。1933年8月中旬，就当时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与董康、傅增湘、陈垣、陈寅恪等25名藏书家或学者联名上书教育部，建议“有他本可以替代者应采用他本，未刋本名称、范围、内容应加考量”⁵。抗战期间，曾任上海章氏国学讲习会董事、中国泉币学社特别社员。晚年，张之铭将实学通艺馆的生意交给小他12岁的堂弟张椿年（大椿）后，就一意在古欢室读书、著述，研究表谱之学。1947年2月25日，张之铭在上海去世。1954年，其藏书被其后人卖掉。

实学通艺馆所在位置图

张之铭好书、藏书，亦喜与文人墨客交友。他与章太炎、陶成章、任堇、陈汉章、马叙伦、虞和钦、余云岫、王献唐、叶恭绰等近现代闻人颇有交谊，其中不乏藏书家，如张寿镛、顾燮光、胡朴安、马衡等。在张之铭的交游中，一些友人为其书室题字、跋文、作画等。例如，1891年镇海刘沛恩先生为其居室题“恒庐”二字并跋文；1933年近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为其作画《古欢室藏书图》；1936年近代书法家任堇为其作古欢室铭一帧和古欢室题辞一帧；现代书坛泰斗沙孟海为其篆刻“张之铭”“张之铭印”“张之铭字伯岸”等藏书印章。一些友人则撰文、赋诗颂扬其藏书实践活动。例如，章太炎于1931年撰《古欢室记》⁶（此文于1935年出版的《石路头张氏宗谱(卷四)•杂录》和1951年出版的《鄞县通志•文献志》有转载），细述其藏书实践原委与历史功用。马叙伦则在1948年出版的《石屋余瀋》中说：“张伯岸之铭……以贾起家，创实学通艺馆于上海，而嗜藏书，初藏于日本，毁于大地震，今其上海所藏书，亦数万卷。”⁷ 张之铭的早年科学中国化实践同道虞和钦也曾撰《古欢室记》，其中有云：“余友张伯岸……性嗜书。少贾吾乡柴桥，月获数金，尽以买书；稍长，贾上海，月获数十金，买随增；壮而贾日本，获且月千金矣，而买益多。盖其年无少长，处无丰约，居无夏夷，而一以买书为事。其自日本归也，设肆上海，下列今仪器标品，而庋其所获书于楼上，名之曰‘古欢室’，日读其间。室偪仄，而藏书以万计，棂沿户落床上旁皆是。客至，移书促膝，窥书隙而谈；或偕出买书，倾囊始归。检且诵，不问家事。其妇若子，比屋而居，或经年而―见也。”⁸ 虞氏文后，附有一四言体长诗，以咏张之铭搜书藏书之好及处事为人之风骨（此诗后以《咏古欢室》名，载1935年刊刻的《石路头张氏宗谱(卷四)·杂录》）。张之铭70寿辰时，有高振霄、蒋维乔、虞和钦、胡朴安、顾燮光、马衡、王万文等30多位同辈先生或后学以诗文相寿，成为士林一段佳话⁹。

2  藏书的旨趣

张之铭生性嗜书，早年在镇海柴桥时就开始求购搜集，并将其居室兼藏书室名为“恒庐” “恒斋”。20世纪初，张之铭旅居日本东京期间，发现不少从中国贩卖出去的古旧书籍，感叹“不及百年，中国图籍尽矣”，于是“拾其散于异域者以归”^[5]，得中外图书万余册，并在东京京桥区建书室三楹以庋藏，命名“古欢室”。1923年秋，因日本东京地震，藏书皆毁。对此，张之铭曾写道：“寓中历年购入书籍书画、家具什物等尽付一炬，个人损失亦在三四万元。最可惜者，余积年所购孤本、珍本、善本书甚多，均为焦土，深堪惋惜。”¹⁰1924年底回沪后，他继续广收群书，以其通艺馆楼上的起居室为藏书室，仍以“古欢室”名之。

张之铭搜书、藏书，可谓倾其所有。倘若获悉有孤本珍版，非收购不可，即使资金欠缺，也不惜奔走乞借收购。1935年，他编撰《鄞南张氏古欢室藏书目录》（张之铭去世后，此目录稿本曾被其同邑好友、藏书家冯孟颛收藏，现藏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此书目虽没有明确分类，但藏书大体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排列，且每种书籍的善本、珍本、原刊本、钞本、稿本、石印本、巾箱本等版本信息及篇章数、册本数均一目了然。不过，对其藏书，张之铭不看目录也随手可以检得，即便70岁高龄时也是如此。张之铭对其书藏熟习程度，可见一斑。

张之铭的藏书，也涉及抄补、批校、题跋、刊布、用印等活动。例如，他曾手抄《读易考原》；收藏陆佃撰、清康熙间虞山如月楼顾域校刻本《埤雅》（20卷）时，就对其进行批注、修改，并抄补了其所缺的卷十一；曾据《群书疑辨》周世绪钞本校录该书的嘉庆丙子刻本；为所藏的刘斯枢辑、瑞榴堂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历代纪元》跋文；通过开办的实学通艺馆刊布（明）宋濂、（清）朱珪注解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注解》（线装，1921年出版）。张之铭的藏书，均加盖藏书章。据笔者统计，其藏书钤印有：四明张氏古欢室藏书部、古鄞张之铭藏书、古欢室藏、张之铭古欢室藏书印、古欢室秘箧、鄞南恒斋藏书、恒斋书藏、张之铭珍藏、之铭珍藏、张之铭（白文）、张之铭（朱文）、四明张氏古欢室藏书记、张之铭藏书记、古驩、古欢室藏、张之铭印（白文）、张之铭印（朱文）、张之铭字伯岸、张之铭抱残守缺（部分印章现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按照范凤书先生的统计数据^11674-675，在中国历代藏书家中，张之铭应在藏书印章枚数较多者之列。

私家藏书实践在书室命名和印章文字的拟定上，一般都体现出极为明显的藏主个人好恶、志向和情趣。张之铭藏书室名“古欢室”，反映了张之铭毕生不遗余力地与古籍为友的心境；室曰“恒庐”“恒斋”，反映他终岁以搜藏图籍为其志的恒心。藏书印“张之铭抱残守缺”，则可解读为张之铭将残缺陈旧的书籍视为珍宝，并认定其日后必有用处。对此，他的好友马衡曾以诗诠释云：“范（指天一阁——笔者注）卢（指抱经楼——笔者注）散佚余，君独撷其髓；终岁访求勤，持恒以自砥；寂寞守丛残，他日供修史。”¹² 这与他的另一位好友虞和钦所言：“夫处季世薄俗而不易其度，殚毕生之力以礼其友，耗巨万难得之资以独行其志，非古之徒而谁欤？颜曰‘古驩’，谁曰不宜？”^[7]可谓异曲同工。

3  藏书的特点

张之铭藏书，“古今兼收，细大并畜”，从四部、释典、道书以至碑版书画、地图，无不搜罗。据1935年他编撰的《鄞南张氏古欢室藏书目录》，古欢室藏书就已近1000种、约8100册。其藏书中，大都为线装书，且不乏善本、珍本、孤本和“和刻本”等日本版书籍。例如，善本有屠寄《蒙兀儿史记》（160卷、28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9卷、10册）、许鸿磐《许氏方舆考证》（100卷、50册）、黄亨《白云洞志》等；珍本有曹锡九《易隐》（8卷，有谢三宾序，钞本）、韩怡《读〈易〉心得》（12卷）、全祖望的《明事杂录》（20册，抱经搂藏钞本）、沈云《台湾郑氏始末》（6卷）等（珍本详细书目可见《鄞县通志•文献志》¹³）；孤本有黄式三《周季编略》（稿本、4册）等；日本版书籍有闵齐伋撰《六书通》（四册）、汪洪庆撰《黄山岭要录》、王符撰《潜夫论》等。有些藏书还有不同版本，如《二十四史》有2种，《金瓶梅》《水经注》有3种。

在张之铭藏书中，中外钱谱学书籍尤为突出，多达37种、125册。其中有善本，如《虞夏赎金释文》（鲍子年观古阁刊刻），《古泉大全(丙集、宋辽)》；珍本，如刘燕庭《论泉绝句》、蔡云《癖谈》《昭和新宽永泉谱》等。另外，还有一些西文本，如《**铜圆谱》《**初期名铭交换货币》。职此之故，张之铭成为创建于1940年5月的中国泉币学社的特别社员¹⁴，并入选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人物”辞条¹⁵。

张之铭的藏书中，也不乏科技类书籍。如日本朝比奈泰彦、下山顺一郎《药用植物学》、日本小山哉《卫生试验法》《兰蕙小史》《伽蓝记》（明刻本）、郦道元《水经注》《今水经》（上海扫叶山房铅印本）、《质问本草》（据日刻本的钞本）、《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光绪甲辰武昌柯氏重校刻本）、《本草思辨录》（清光绪三十年山阴周氏微尚室私刻本）等。不过，在张之铭的科技类藏书中，主要是生物、医学、药学和地理学书籍。

4  藏书的利用

中国私家藏书史上，藏家一般都会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研究撰述，张之铭自不例外。他的著述主要涉及近代化地图编绘和表谱之学研究。

张之铭曾利用所藏图籍，如陈伦炯著《海国见闻录》、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等，编绘一些近代化的地图。据笔者考查，他至少编绘过《宁波府全图》、《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图4）、《中国分省新地图》。

张之铭编绘的《宁波府全图》，1910年农历9月15日印刷、同月30日由科学彝（仪）器馆发行，铜版纸彩色铅印，图幅纵67厘米横99厘米，右下角附有穿山半岛局部图，比例较主图约大3倍，现收藏于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市档案馆有。另外，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收藏有宁波港务局轮驳公司徐良雄于2002年9月5日捐赠、已珍藏30多年的《宁波府全图》¹⁶；北仑博物馆（与中国港口博物馆、北仑文保所三块牌子一套班子）收藏有北仑柴桥镇居民柳秀智捐赠的《宁波府全图》¹⁷。《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1910年农历5月30日由上海科学彝（仪）器馆发行。据文献调查，1924年6月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编印的图书目录有该图的条目¹⁸；1930年前后，该图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现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化部收藏，归于艺术作品“字画”类¹⁹。此图现存世稀少，曾有一帧于2005春在上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版本暨瓷杂专场拍卖过。《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尺幅比《宁波府全图》更大，达150×140cm。《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与《宁波府全图》在图左下外框的署名落款方式相同。由此可知，《宁波府全图》与《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均是张之铭寓居日本时编绘，在日本以铜版纸彩色铅印，然后通过上海科学仪器馆发行的。近代著名学者、一生著作等身的顾燮光（1875－1949，字鼎梅，号崇堪）曾评价《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说：“其测笔之精密，图绘之详审，岛屿沙线，则辨其位置之浅深，山林原隰，则详其脉络之疏密，尽能于尺幅而现大千，方寸而约万里者矣。”²⁰

《宁波府全图》张之铭自署“编辑兼发行者”，这意味着《宁波府全图》并非由最新实测成果而来。通过仔细研读该图，可发现《宁波府全图》居然沿袭了《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²¹中省图（见图1）和府图（见图2）的错误：小浃江通甬江，甬江、东钱湖通象山港，只不过《宁波府全图》上小浃江连通甬江的源流画得细了些（见图3）。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史实，那就是直至清末，陆上的现代测绘远未做到全覆盖。既然该图在鄞东水系上全盘继受了《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的错误，则其陆上部分制图依据数据之由来，便是一目了然的了。

图1 《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中的省图（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图2 《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中宁波府图的鄞东部分（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图3 《宁波府全图》的鄞东部分（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张之铭《宁波府全图》的海上部分，却全然不同。从张之铭编绘的《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图4）就容易推断，《宁波府全图》的海上部分与其列岛图一样，来源于**战争以来英国人测绘的东海图。虽然《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对宁波沿海岛屿的实测也已经相当详尽，但在图上，画得还是有些随意。以杭州湾的七姊妹山（七个小岛）在图上的分布作对比，《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画得太大，分布随意（图5）；《宁波府全图》七姊妹山的分布（图6）则与《哥林森海图》中的分布（图7），无论大小还是分布状况，都很接近。可见，张之铭并没有完全以《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为底图。

图4  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来源：http://yz.sssc.cn/item/view/855593）

图5  《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中杭州湾七姊妹山在图上的分布（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图6  《宁波府全图》中杭州湾七姊妹山在图上的分布（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图7  《哥林森海图》中杭州湾七姊妹山在图上的分布（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一般来说，如果采用外国人测绘的海图，在地名标注上，往往会被沿用外国人的，也就是把外国人“自造路腔”命名的地名作音译或意译后标注于图上。例如，福建人陈季同之弟陈寿彭，在宁波储才学堂教书期间编译了《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上海经世文社1900年石印发行），其中的海图就是本名、音译、意译地名混用，如金塘岛南的黄牛礁，英人取名“Just in the way“，陈寿彭译为“刚中路”，崎头角以东的一个小岛洋小猫，英人称之为“Round about I.”，陈寿彭译为“周围岛”，这是意译；登步岛以南的蛏子港，英国人叫它“Sarah Galley Passage”，陈译为“沙母拉加利水道”；象山港，英军哥林森1843年绘制的东海图上首次命名为“NIMROD Sd.”，陈译为“宁母毋路港”，这是音译（见图8）。而张之铭只以外人测绘的海图为底图，至于地名系统，则完全以《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为准，这显见了张之铭的功力——这才是编辑，否则就是临摹了。

图8  陈寿彭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穿山半岛图，自上左至右、下：黄牛礁、洋小猫岛、蛏子港、象山港（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2y111.html）

《宁波府全图》是如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宁波府境现代地图。在图的横向上下两边，各标有两个经度系统：一以北京（约今东经116.5°）为中国本初子午线；另一以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为全球本初子午线（0°），所以东经122°刻度处的外框注着“东五度三十分”。该图尽管没有比例尺，但以某种比例来呈现地形轮廓、岛屿大小，则是可以肯定的。再者，该图的图例齐全，宁波府属六县区域境界、山脉、河流、航线以及地名标注等，都中规中矩，线条精细、清晰，色彩搭配和谐。该图的现代化特点，与《皇舆全览图》各省各地区分图中的《浙江全图》（参见《浙江古旧地图集》第17页）相比，更是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美。而且该图还采用了当时相当少见的铜版纸铅印工艺，在石印地图大行于世的清末，不啻是地图中难得的佳品。

张之铭以外人测绘海图为底图的好处是，能准确地勾勒出了宁波府的沿海境界。但陆上部分，外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参见《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由于没有最新的实地测绘资料，张之铭只得采用十几年前宗源瀚（1834—1897，字湘文，江苏上元即今南京人）的成果。可惜的是张之铭没有将宁波府属各县的地图与宁波府总图进行核对，没能发现府图乃至省图的错误，最终形成了“金角银边烂肚皮”的现象，着实令人遗憾。虽然《宁波府全图》有一些纰漏，但瑕不掩瑜，她仍然属现代绘制地图，并且是宁波地方史上最好的地图之一²²。

张之铭的《中国分省新地图》于1914年已编绘完稿，但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此图册有存世的稿本或印刷品。根据顾燮光为其撰写的图序，张之铭的《中国分省新地图》也是通过“搜罗万有测绘十形”“集百家之说”“博综群言”“广求粉本”，再利用自己的才识而编绘完成的。学者利用张氏的中国各省新分图，可“不出户庭而知天下，披图书而资卧游”²³。

张氏古欢室所藏，史志类书籍也不少，如黄宗羲《历代甲子考》（1卷）、周煌《琉球国志略》（16卷）、（日）森润三郎《朝鲜年表》、（日）河村贞山《新选和汉洋年契》等。他曾利用这些书籍，编著了一系列表谱之学著作，其中最具代表者为“古欢室张氏纪年丛刊”。该丛刊共6种，第一到第六种依次为：《历代帝王中西纪元汇考》（2册）、《历代帝王纪元表》（1册）、《历代纪元年表》（1册）、《历代甲子纪年表》（2帧）、《读史鉴简表》（1册），以及增补乡贤万季野所编的《历代纪元汇考》（2册）。另外，他还撰有《历代帝王正僭纪元简表》（1册，1928年完稿）、《历代建元类聚考》（1册，附《历代年号相同考略及补编》，1928年完稿）、《历代纪元年表考略》、《新撰朝鲜日本国年表（合编）》、《新撰**年表》、《新撰琉球国年表》、《古欢室主人自著年谱稿》（1938年撰）、《****佛生灭年月异同考》（载《觉有情》1944年第125-126期合刊）等。上述著作中，《历代帝王纪元表》和《历代甲子纪年表》已出版，其他则为稿本²⁴。

张之铭所藏书籍，在己用自娱的同时，也惠及他人。例如，中国生药学先驱赵燏黄20世纪初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科留学时，看到老师常带一本乾隆年间琉球国（今属日本冲绳）人吴继志撰《质问本草》来上课，到日本书店访购不得，回国时却在古欢室找到了此书（钞本）²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寿镛在编辑《四明丛书》时，有不少孤本借自古欢室⁸，如全祖望编的《钱忠介公集》（钞本）、林时对撰的《留补堂文集》（抱经楼藏钞本）、袁忠彻撰的《符台外集》（2卷）（旧钞本）。另外，张之铭也曾将其藏书赠予图书馆供更多的人利用。例如，他曾向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赠送《史记》《帝王经世图谱》等7种64册图书²⁶。

5  藏书的流布

书籍藏弆，鲜有百年长守之局，张氏古欢室藏书自不例外。其早年日本古欢室的万余册藏书，因东京大地震而付之一炬。其上海古欢室的近万册藏书，也在1954年陆续被其家人出售，零散地被一些古书经营者和民间收藏者所购。据传，曾任上海古籍书店副经理的袁西江得之最多²⁷。经过多年的流布聚散，张氏藏书现一部分藏于一些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主要有上海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等。通过检索CALIS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钤有张之铭藏书印的有近50条记录，显示的馆藏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有的还流布至港澳的大学图书馆。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成德校订、张浚撰、清康熙庚申年（1680）北京通志堂刻本《紫严居士易传》（10卷）（8册）（钤有“四明张氏古欢室藏书印”“古鄞张之铭藏书”印）；澳门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清刻本、民国汪宗衍批校的清**《瞎堂诗集》（4册）（钤有“张之铭珍藏”、“古欢室”等藏书印）。张氏古欢室藏书，其补充现代中国图书馆藏书尤其是古籍资料的功用，透过斑斑印记，不证自明矣。

张之铭收藏的图籍，现在仍有一部分在社会上流传，在古玩市场上销售，在网上、在拍卖会上交易。例如，陶湘涉园民国十九年石印本《凌烟阁功臣图》，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排印本《兰蕙小史》（3卷），清光绪葛氏啸园木刻本《论印绝句》（正、续编2卷），陈鹏译、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排印本《希腊三大哲学家学说》，定价大洋四分、版本信息不详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张之铭手钞本《读易考原》。

张氏藏书“后虽再散”，但“犹在国中”，正所谓“囊漏储中”。纵观张之铭的藏书实践，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大藏书家相比，或许不值一提，但数百年后，人们见其曾经的藏书，也许会与章太炎和叶恭绰有同感，即认为张之铭可与其同邑万卷楼丰氏、天一阁范氏和秦汉之际的藏书家伏胜相提并论。

6  结语

据范凤书先生统计，中国藏书家群体中，工商实业家仅占1.7%^[10]681。张之铭是一个商人，但他又不同一般的商人^[8]，正“所谓数千百人中得一人者”²⁸。他的藏书涉及古今中外，其中还有一些一般藏书家不曾收藏的科技类图书，这或许与他的科学中国化实践的经历相关。他的搜书藏书及其相关的活动，既基于对清末民初一批批中华文物典籍流向日本等域外他国的扼腕痛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家乡藏书文化陶冶使然，更与他嗜书好古的天性和在日本、上海所获的近代化识见息息相关。他的藏书实践，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保护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致谢：本文受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基金人文社科项目（编号：15HJSK-ZD05）资助。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