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价值取向

王细荣

摘要：中国近代图书馆，也进行图书出版活动，但其与专业出版机构等其他出版者相比，却有不一样的出版价值取向。文章从与图书馆工作相关、与学术工作相关和与图书馆经费危机相关三方面介绍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价值取向，指出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对当今图书馆仍有一定的历史镜鉴作用。

关键词：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价值取向

印行出版，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在私家藏书楼时期，许多藏书家出于传播文化，保存典籍的目的，尽力刻印出版图书。到了近代，印刷出版已经从传统的刻书藏书事业中**出来，但由于传统的渊源，作为“以经济之方法将书籍或其他印刷品介绍于社会上一切之人士”[1]的一些近代新式图书馆，“自省其职责之重大，为辅进阅览及尽力学术计，往往贾其余力”[2]，也涉足书籍出版活动，但其与专业出版机构等其他出版者相比，却有不一样的出版价值取向。

一、与图书馆工作相关的价值取向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不论是先前的清朝政府，还是后来的北京政府和****，在对出版机构的设立和管理上，基本上采用预防制中的注册登记制，再辅以政府采取的各种追惩手段和各地建立的报业、书业公会等行业协会进行管理[3]。由于近代出版机构的设立不是现在的审批制，而是登记制，故除专业出版社外，也出现了一些图书馆以及书店等书坊式的非主流图书出版者。

出版物体现了出版的本质属性，同时也彰显其出版者的价值取向。通过全面的文献检索统计分析可知，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类型中，综合类图书中的目录索引类图书最多[4]。近代的书坊良莠不齐，大都以出版普通用书、追求经济效益为根本目的。书目、索引等参考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程浩大，其不能多所获利”，加上当时“国内一般人士，尚未养成利用工具书的充分习惯”，书坊自然不想努力出版[5]。而中国近代图书馆界，却有一批治学人士脱离过去学者所持的陈旧见解，真正“顾及学术图书馆之意义”，力避当时书坊的短视行为，将书籍刊行尤其是目录索引等工具参考书的出版作为图书馆事业的试金石，即今天所讲的“社会效益”。例如，1936年，大夏大学图书馆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一切非常问题，如军事交通财政金融教育法律等，均应加紧研究”，为“便利师生参考起见，拟将以往散见报章杂志有关此类之论文，编制索引”出版[6]；抗战期间的1943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每月编印一种参考资料，如《图书分类编目程序及注意事项》《全国各大书店通讯录》，免费分发给省内外各级图书馆[7]。

近代尤其民国时期，图书馆在工具书空前发展的大势下，出版了一些专业性较强或有影响的目录索引类书籍。例如，如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年出版的王重民、杨殿殉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收录广泛（包括清人别集428种、总集12种，其中包括少数由明入清或由清入民国人的别集），查索方便（书首有三种附录：《所收文集目录》，按时代先后排列，注明撰者和版本；《所收文集提要》，介绍文集的作者、内容、版本、刊刻等情况；《所收文集著者姓氏索引》，按笔画排列，以著者为线索查考文集），不仅可以准确迅速查到某一具体文集篇目的出处，还可以集中查到不同文集中论述同一问题的篇目及出处，加上清代文网严密，忌讳很多，文献中抽毁现象严重，其价值更显重要[8]；浙江省立图书馆1934年出版的金天游等编的该馆《汉译西文书目索引》，是我国第一部馆藏译书目录，著录该馆1933年4月以前所收藏的汉译西文图书1000余种，并附有分类、著译者和书名索引，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开拓者、图书馆学家洪范五称其“功用实多，概而言之：一则足供读者之寻求……二则足备译者之取舍……三则足资译本之比证”[9]；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35年出版的《陕西碑林目录》，简要、系统地介绍了西安所藏的历代石刻400多种，深受社会各界欢迎；上海鸿英图书馆1937年出版本馆编的《中国近代史书目初稿》，是一综合性的中国断代史检索工具书。

目录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不仅可“分别类次”，还能“条别异同”[10]；索引则是“发掘书籍深藏内容的门径”，具有提升读书治学效率的功用[11]。中国近代图书馆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出版，充分彰显了其具有区别于一般书坊的公益性价值取向。

二、与学术工作相关的图书出版

如果说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出版是图书馆传统的分类、编目工作的一种表现，那么图书馆古籍珍本的印行，则“完全为学术机关之事，寓崇学弼教之至意”[^2]。检索国家图书馆OPAC，近代图书馆出版的670多条图书记录中，显示为古籍的占90％以上；如果加上商务印书馆附设涵芬楼的516条古籍记录，那占比会更高。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产物，近代的古籍出版是在旧学与新学，或者说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照中形成的一种出版类型。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当时古籍出版的五股主要力量之一[12]，曾出版不少有价值、有影响的古籍，出现一些古籍出版的翘楚。出版的古籍，如江西省立图书馆出版、胡思敬主持辑刊的《豫章丛书》，是一部“广谱”的、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即举凡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医学、兵法、农学以至**方面的书籍都有所收录，且所收诸书时间跨度大，学科门类齐全，被誉为江西的“小四库”，与同类丛书相比，具有收书广博而精当、版本求善、编校负责、校勘精湛等特点[13]；云南省图书馆1915年据日本明治17年的伊藤圭介重修版本出版的清代吴其俊著《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区域性植物志，不仅在本草学方面，而且在农业、林业及园艺等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非常可贵的资料，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对世界植物学发展也有重要的贡献。古籍出版的翘楚，如商务印书馆附设涵芬楼、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附设涵芬楼的创办者张元济，信奉“藏书不如刻书”，故涵芬楼整理校勘出版了许多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古籍丛书，如《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续藏经》《正统道藏》《学海类编》《四库全书珍本外集》《选印宛委别藏四十种》等多种大型丛书，对现代学术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14]。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出版以善本类珍品的重版再版为甚，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举措，如除自行刊印外，还有20世纪30年代初的以“珍本经籍刊行会”名义的刊行活动、1936年秋影印出版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的《宋会要辑稿》。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的古籍乡邦文献，如1915年刊刻的丁谦编《蓬莱轩地理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在学界影响很大。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柳诒徵任馆长期间，曾新创印行部，并在《国学图书馆章程》中，专门列《印行部规程》一章，后又制定了《寄售书籍简约》，据记载，该馆印行、排印古籍、稿本80余种，印行总数在10万册以上[15]。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古籍出版，虽有古代公私藏书者刻书或图书馆遵循中国首个图书馆规程《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关于图书推广的规定（如“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由图书馆影写、刊印、钞录”，“遗书及版本……其私家世守不愿出售者，亦应妥为借出，分别刷印、影钞、过录”[16]）的余绪意味，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其保存国故珍本、传承地方文献、嘉惠学林书界等价值取向使然，正所谓“恢张国故，便利学人……如一人化身千亿，恒干之外，子孙繁多，一面可以嘉惠艺林，一面可以获取重值”[17]。相比较而言，一般书坊对于古籍专书的出版，不是无力，便是无心从之。

另外，近代图书馆出版古籍珍品，除宏观上的保存国故、传承文化之功用外，也是为了丰富本馆馆藏。例如，1928年10月－1933年6月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入藏书籍共79种，其中本馆影印或排印的17种、传抄的17种[18]，图书馆出版的古籍对馆藏的贡献率可见一斑。

三、与图书馆经费危机相关的图书出版

中国近代图书馆，“在数量上固已渐胜于前，而经费不定”[19]。据1933年的统计，“全国各省馆之经费，除浙江一馆外，无一能及”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拟定的标准[20]，但浙江的其他各级各类图书馆“论及经费，则多极困难”，即“县立图书馆事业进行，力不从心”，“学校图书馆也多基础未充，购书经费有限”，“机关图书馆更稀受当局之重视”[21]。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经费短缺的状况，而这种价值取向主要通过招股刊行图书（即采用“股印”这种出版形式）、交换所出图书、赠送所出图书、刊载交换广告等途径而实现。

招股刊行图书，即邀约众人集股凑份子印书，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集股刊行《国立北平图书馆丛书》，即该丛书开办费“除由该馆筹拨一部分作垫款外，余由发起人先行认股，并求助于海内外之赞成者……书籍印成后，其发行权及版权均归该馆。认股者均得按定价核折分书”[22]。

交换所出图书，即用出版的图书换取馆藏所需的图书，如云南图书馆曾通过换出本馆刻印的《云南丛书》，换入一些有价值的方志、丛书及史部名著，如《云南水道考》《百夷传》等[23]。

赠送所出图书，即图书馆将其出版的图书赠予其他图书馆作为馆藏图书，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于1936年6月编的《本馆最近入藏书目》[24]中，共入藏307种图书，其中有11种图书为其他图书馆出版图书的赠书。

刊载交换广告，即相互免费刊载对方的图书广告，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一书的预约广告曾以交换广告的形式出现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会编辑的年刊《社会学界》上[25]。

当然，图书馆招股刊行图书、交换其出版的图书、赠送所出图书、刊载图书交换广告，在化解图书馆经费危机的同时，对解决当时图书出版难，改善馆藏结构，扩大出版物影响力也不无裨益。

四、结语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与近代专业出版社或书坊的图书出版，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特性。当今我国图书馆尽管不能像近代图书馆那样进行传统的图书出版，但基于文献保存、学术传播、经费危机应对等相通的价值取向方面，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仍有一定的历史镜鉴作用。例如，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鉴于“民国时期，图书馆往往集服务、编辑、出版、研究于一身，承载着知识启蒙、研究的重任，铸就了高峰以及难以复制的辉煌”，于2014年与中州古籍出版社合作成立了新乡分社，出版了一些受众面不广，但社会效益高的图书，如《民国通俗演讲所研究》《图书馆史沉思录》，从而实现图书馆更好地服务教学、服务科研及文化保藏为目的[26]。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38卷第3期；原文链接：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价值取向.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