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可通过“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等获取文献线索或浏览全文。文章在叙述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特点、数字化传播的理解基础上，建构并分析“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的社会-技术互动网络。指出“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数字图书馆，故可用社会-技术互动网络模型对它进行建构和分析；针对现代社会-技术互动网络的复杂性，现行的分析往往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跨学科的合作。
关键词：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民国图书数据库；社会-技术互动网络
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指的是在近代中国，由各类图书馆出版图书。在这个时期，图书馆扮演了图书出版的重要角色，它们通过自建出版部门或与其他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大量的图书。这与当时的法律法规制度，即备案登记只涉及出版物准入制度和出版物发行制度，未涉及出版单位有关[1]。据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35卷第1期）的统计，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至少1701种（其中民国之前的仅23种），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即“中国历史文献总库”的子库之一，以下简称“民国图书数据库”）、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开发的“瀚文民国书库”、上海图书馆开发的“中国近代图书全文数据库”、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开发的“中国近代文献数据总库”、北京华语新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发的“近代华文书籍数据库”、CADAL（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数字图书馆、北京超星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读秀”图书频道等都有收录，其中“民国图书数据库”最具代表。“民国图书数据库”其实是一个商业数字图书馆，截至2023年底，收录了中国民国时期（1912—1949年）出版、可全文检索的图书22万种左右，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文献资源，当然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数字化传播的重要成果之一。
一、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特点
中国近代的出版发行机构，除了多数以书局、书店、印书馆等命名外，也有一些取名为“图书馆”的，主要有亚东图书馆、中华图书馆、交通图书馆、新民图书馆、梁溪图书馆、宏文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竞智图书馆、大陆图书馆、世界图书馆、同文图书馆、泰东图书馆、法文图书馆、进步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古今图书馆、郭纪云图书馆、襟霞图书馆、汉英图书馆、富华图书馆、中国图书馆、新中华图书馆、共和图书馆、美华图书馆、时务图书馆、大真图书馆、文化图书馆、上海国学图书馆、万象图书馆、小说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故应去除上述等冠名“图书馆”的商业出版机构以及上海图书馆协会、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商务印刷所图书馆部（“专接印刷图书馆各种卡片，承办一切图书馆必需品”的企业[2]）等行业协会或具有企业性质的机构出版的图书。另外，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虽是图书馆，但它主要“着眼于商务内部的编辑校勘之需，具有明显的经营因素考虑在里面”[3]，故它出版的图书（初步统计约516种）也不在此列。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馆藏资源出版：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主要依托于本馆的馆藏资源。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保护机构，拥有一定量的图书等文献资源。这些资源经过整理和筛选后，可以出版成为图书，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如，1928年10月－1933年6月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入藏书籍共79种，其中本馆影印或排印的17种、传抄的17种[4]。
（二）图书馆事业相关书籍与参考工具书的出版：此类书籍包括图书馆藏书目录、图书馆利用指南、图书馆概览等。据统计，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中，此类书籍最多。如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任该馆中文图书编目馆员的梁格编著的《民国十八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图书目录》；193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出版，1927—1950年任该馆代理主任、主任的黄维廉编写的《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
（三）学术研究导向：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常常以满足当时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需求为目标，几乎涉及所有学科，尤以史学、图书馆学最为突出。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通常是学术性较强的专题研究、学术论文集、文献汇编等，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和参考书目。如1931年，上海的交通大学图书馆出版、杜定友撰写的《中国检字问题》为图书馆学著作；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熊十力著述的文言文本《新唯识论》为哲学著作；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王重民编著的《太平天国官书补编叙录》为历史学著作。
（四）文化遗产保护：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也承担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图书馆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出版珍贵文献资源，将历史文化的珍宝传播给更多的读者，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1948年4月上海合众图书馆刊印了清代宗舜年、宗维恭的《咫园丛书》。关于这一点，政府当局也有规定，如1920年，北京政府内务部通饬各县立图书馆，要求它们“应将公私藏书及旧刻书籍版片、印刷器物，一律切实搜求……”[5]
（五）社会教育宣传：图书馆图书出版还承担了社会教育和宣传的任务。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常常涉及社会热点、时事评论、教育普及等方面，通过图书的出版，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各种知识和信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1938年10月—1939年7月，伪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及其前身伪苏州自治委员会省立图书馆每月定期刊行一种“社会教育小丛书”（共10种，内容涉及修养、实践、名人介绍、名人故事、科学生活等），以推进“社会民众业余补习教育”，“引起业余读书的兴味，灌输日常生活的常识，使知立身处世的方法”[6]。
总之，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在满足学术研究、图书馆利用需求的同时，也承担了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图书馆的出版活动，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提供了多样化的图书选择，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传播。
二、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数字化传播的理解
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通过数字化传播，实现了这类图书的高效利用和广泛传播。数字化传播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进入了大数据、“互联网+”和AI时代。这一时期，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改变了文献信息传播的方式。“民国图书数据库”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传统图书已存在一个多世纪，但直到最近十几年才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从早期的纸媒转变为当今的全数字服务。
作为一个重要案例和关键发展领域的“民国图书数据库”，代表了数字化转型的努力。该数据库通过整合和标准化元数据，实现了对民国时期包括图书馆出版图书在内的图书的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满足了历史人文学者对于深度知识研究的需求。例如，它通过建立核心数据库，支持全文检索、文本分析和可视化呈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智能的人文社会科学平台。该类图书的数字化传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数字化馆藏建设：图书馆通过数字化技术对馆藏的此类图书进行扫描或拍摄、数字化处理，将纸质图书转化为具有可搜索和可访问性的电子文献。这样可以方便用户进行在线检索和阅读，避免了传统图书资源的时空限制。如果某图书馆没有纸质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通过订购“民国图书数据库”，可作为该馆的数字化资源馆藏。
（二）网络图书馆建设：订购“民国图书数据库”的图书馆通过搭建网络图书馆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访问该网站或平台，进行在线阅读、下载和借阅图书。这样可以方便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资源。
（三）数字化图书推广：订购“民国图书数据库”的图书馆通过数字化传播手段，将这些图书资源推广给更多的用户。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网站推广等方式，图书馆可以向用户宣传这类馆藏纸质资源或电子资源、推荐其中的优秀图书，并提供相关的链接和下载途径。
（四）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数字化传播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便利。通过数字化技术或订购“民国图书数据库”，图书馆可以对图书进行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等研究，为学者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和分析工具，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五）数字化保护和保存：数字化传播还可以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进行数字化复制和保存，避免了相应纸质文献的损坏和丢失。通过数字化技术，图书馆可以建立数字化存储和备份系统，确保这类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保存。
综上所述，有这类纸质文献或订购“民国图书数据库”的图书馆，通过数字化传播，实现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广泛传播，促进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并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和保存手段。同时，数字化传播为图书馆的服务和推广工作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当然，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的数字化传播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它既要兼顾传统与现代，又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其未来趋势可能是更加注重个性化服务、跨领域资源整合以及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以提供更丰富的学习和研究体验。
三、“民国图书数据库”的建构与分析
社会—技术互动网络（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简称STIN）模型是美国人、社会信息学鼻祖克林（Rob Kling）等基于法国科学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和克林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使用的网络模型”（Web Models of Computerization）而提出的。该模型也为人们正确建构和分析“民国图书数据库”提供了合适的工具，正所谓“术语‘社会－技术互动网络’的使用是为了理解社会－技术的复杂系统，强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设备之间，甚至技术结构单元与政治思潮之间相互作用的交互性特征。”[7]。STIN是在社会和技术系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复杂网络。这种网络融合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信息技术系统的交互，涵盖了个体、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在现代社会，随着在线社交平台如社交媒体、协作工具和智能应用的普及，STIN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个人数据安全、网络欺凌、恶意活动等。为应对这些挑战，研究者提出STIN应支持用户中心的设计，以整合社会标准，保护用户免受滥用。例如，这可能包括隐私设置、实名制管理、举报机制等，以维护社区规范。一种综合的方法论是结合社区支持感知、人际关系质量和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以评估用户对系统的态度和行为。同时，积累的社会知识和意见也会影响这些互动。
由于“民国图书数据库”本质上是一个数字图书馆，故该数据库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技术互动网络。这种STIN，包括异质的要素，即包括有技术、人员、法律法规等成分。“民国图书数据库”的STIN，通过相关自然技术（如网络技术）和社会技术（如法律法规），将作者、读者、图书馆、图书馆员、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联系在一起了。按照STIN模型，“民国图书数据库”的建构可用图1表示。
图1 基于STIN模型的“民国图书数据库”建构
同时，该网络也与研究基金会，其他数字资源（如Internet上的信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协议和标准等其他的节点构成一个更大的STIN。该STIN中的节点及其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包含“民国图书数据库”等社会－技术网络节点的大STIN
图1所示的“民国图书数据库”STIN，包括作者，读者，图书馆员，网络技术、协议和标准等要素，图2所示的包含“民国图书数据库”等节点的大STIN包括民国图书数据库，传统图书馆，计算机专业人员和网站开发人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协议和标准等要素，故上述两个STIN均包含异质的要素，因而它们无法简化成单独的社会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只要人们认识这一点，“民国图书数据库”的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真正地发挥效应，达到文献传播和知识交流的预期效果。倘若缺少了对STIN这一层的认识，“民国图书数据库”中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结合，就像缺少了适当的润滑液或黏合剂，从而不会显得那么和谐与稳定，达到文献传播和知识交流的预期效果。
结语
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为纸质图书，由于年代久远，其获取和利用都不是非常方便。对它们进行扫描等数字化处理并建设专门的数据库，是此类文献进行传播的最好方式。目前，此类数据库不少，其中“民国图书数据库”最具代表。由于“民国图书数据库”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数字图书馆，故可用STIN模型对它进行建构和分析。但针对现代STIN的复杂性，现有的分析往往缺乏对时间维度的充分考虑。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这些网络，研究者正在探索如何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来捕捉和可视化交互的动态变化，以便进行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从而提升系统的效果、效率和安全性。这涉及到分析技术的选择、它们解决的问题类型以及可视化展示方式，有助于设计出更优化、更安全的系统和干预措施。总的来说，STIN是一个动态且多元化的领域，它需要跨学科的合作，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多个角度，以确保用户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能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中进行互动。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朝着更加个性化、用户导向，并注重实时性和隐私保护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WANG X R, YI Y T. The Social Technology of the Book Publishing in Modern Chinese Libraries: Tak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t That Time as an Example[J]. Communication, Society and Media, 2024, 7(1):37-44.
[2] 上海商务印刷所之圕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1, 6(5):34.
[3] 董丽敏.“现代”知识生产的另类途径——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5):132-146.
[4] 本馆最近五年善本书库入藏书籍登记[J].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六年刊, 1933:簿录1-5.
[5] 杨昭悊. 图书馆学(下册)[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464-465.
[6] 徐澂. 二十年来之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J]. 江苏教育(1940年复刊), 1942, 4(3):34-42.
[7] 王细荣. 数字图书馆的建构与分析——基于社会-技术互动网络的观点[J]. 图书**工作, 2007, 51(1):52-55.
原载《数字化传播》2024年第3期，原文浏览：
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数字化传播.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