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与分析

摘 要：文章基于文献检索结果，从初版时间的年份、责任者、版本、中图法分类类型和印刷者等方面介绍、分析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及其前身的图书出版情况，指出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反映该馆在图书出版中的多重角色，与两度任职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杜定友密切相关，也有再版修订本。

关键词：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图书出版；杜定友；图书馆史

1 引言

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前身为创建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藏书楼，1912年2月更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1924年孙中山明令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为国立广东大学，该馆名称随校名更为“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1926年7月，国立广东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山大学”，馆名再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¹；1927年8月，“国立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馆名相应更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1928年3月，“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复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馆名也恢复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直至1952年的大规模院系调整。据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35卷第1期）的表3“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主要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一览表”，燕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是位列第一与第二的大学图书馆，而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包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索引工具书²，故本文以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为研究对象，以窥中国近代大学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情形，并求教于各路方家。

2 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信息源

近代中国的许多图书馆将出版图书作为业务之一，中山大学图书馆自不例外。本文所称的“近代”是从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创建开始，至新中国成立结束，即1924－1949年；所称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包括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检索的主要文献信息源与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基本上相同，即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6年出版）、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目录·民国编》（全十八册）、《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重庆出版社2011年出版）、CADAL（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数字图书馆、读秀数据库图书频道等，再结合“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的“瀚文民国书库”、上海图书馆的“中国近代图书全文数据库”、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的“中国近代文献数据总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等的其他相关信息。

3 检索结果

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信息源并进行相关处理后，得到出版者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及其前身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至少有68种，其中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3种、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1种、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64种。按初版时间的年份、责任者、版本类型、中图法分类和印刷者进行统计，其数据见表1—表5。

表1 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初版图书各年份的图书种数一览

注：初版年份为“不确定”者，即约1933年出版的铅印本《国立中山大学西文杂志目录》，以及约1934年出版的铅印本《国立中山大学中文杂志缺本及复本一览表》《国立中山大学西文杂志缺本目录》。

表2  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各责任者的图书种数一览

表3  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各版本类型的图书种数一览

表4  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各类型的图书种数一览

表5  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各印刷者的图书种数一览

4 基于结果的分析

据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现状》³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山大学图书馆可分为草创时期（1906—1912）、改进时期（1912—1924）、发展时期（1924—1937）、抗战时期（1937—1945）、恢复时期（1946—1949）。从表1可以看出，1928年、1929年、1932年、1935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种数最多，分别为7种、9种、8种、8种；另外，1927年出版的图书种数为3种，加上该年已列入出版计划，但后来未出版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10种［据载于《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8年第1卷第3期《本馆概况略述》和第3卷第6期的《圕民国十七年度年报》云：“十六·计划  本馆扩充计划，业经定友详细拟就，不日即可出版……十九·丛书  本馆出版丛书，现已出版者，有《革命文库分类法》及《购求中文书计划书》二种，已编竣者三种，不日即可付印。”⁵“十四发书  本馆所拟付印之丛书均因经费及材料关系年内（1927.9.1—1928.6.25——本文著者注）并无出版。”⁶］，共13种。也就是说，1927—1929年是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或计划出版种数较多的年份，这与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伟大活动家、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1898—1967）第一次任中山大学教授，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内部计划工作的时间段（1927.4—1929.9）相吻合；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国近代多产诗人梁格在该馆出版了诗集8种，1935年梁格在该馆出版了诗集5种、图书馆相关著作2种，所以这两年也是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种数较多的年份。也就是说，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图书出版的黄金期为该馆的发展时期（1924—1937）。

据表2，梁格和杜定友为出版图书种数最多的两位个人责任者，分别为19种、13种。梁格出版的图书与图书馆相关的有4种，即《民国十八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图书目录》（1929）、《分类编目与标题之方法》（1931）、《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古书分类目录》（1935）与《中大图书馆指南》（1929，第一作者，与钱亚新、陈普炎合编），其余为新旧体诗集。梁格是广东番禺人，于1927年5月始任中大图书馆中文编目馆员，之前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航空局经理处秘书、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训练部杂志《军声》编辑⁷，1926年5月、6月曾先后在航空局行业处宣传科编印出版的刊物《航空周报》上发表过据Walter演讲整理的中文稿《航空事业之进化及其在军事上之应用》和译作《航空进步之一瞥（一九○三至一九一七）》。鉴于之前的秘书和编辑的任职经历，梁格有较好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力，成为“广州民国时期在图书馆出版著述最多的图书馆人”⁸。他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职员训练特撰、时任图书馆主任高廷梓作序的《分类编目与标题之方法》，被一些学者称为我国最早的有关标题语言的专著⁹。他还于1935年1月在香港新文学刊物《红豆》第2卷第4期发表两首诗作《能够沉寂吗?》（后载于1935年5月出版的诗集《宇宙的**》）和《服装已经旧了》。他在1935年10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中的《我们的编目部》一文中说：“我们是想用最敏捷的方法，以最经济的时间，来帮助读者获得他需要的书籍。”并且其姓名在该书《本馆职员一览表》中位列图书馆主任谢明章之后，馆员之首。¹⁰ 另外，他对《革命文库分类法》修正“襄助之力不少”。可见，梁格是一位中山大学图书馆近代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杜定友曾于1927年4月—1929年9月和1936年7月—1952年2月两度服务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第一次任中山大学教授、襄理图书馆馆务期间，他成立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研究会，并计划出版发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最终仅出版该丛书的4种图书）；据刊载于1927年6月出版，杜定友粗列大纲、蒋径三编写、何思源校阅的《革命文库分类法》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总序》，该丛书拟定为13种：第一种为《中山大学图书馆扩充计划》、第二种为《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第三种为《革命文库分类法》、第四种至第十三种分别为《**自著书目》《三民主义书目索引》《革命论文索引》《革命文库目录》《**图照徽章画集》《革命名人演讲索引》《图书馆学研究集——革命图书馆组织法等》《中大图书馆杂志报纸目录》《中大图书馆参考书目》《中山大学出版品目录索引》；1929年1月，梁格、钱亚新、陈普炎合编的《中大图书馆指南》取代原计划中的《**自著书目》，被列入“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之四出版；其中属于“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的《革命文库目录》未能检索到，但由梁格编写的《本馆中文临时书目（书藏总馆）·S00革命文库》1929年连载于《图书馆报》（《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承继者）第7卷1、2、4-6期；此丛书的《三民主义书目索引》也未能检索，但杜定友于1943年完成了书稿《三民主义文献目录》（一直未出版）。杜定友第二次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期间，尽管经历全面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但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不少论著，其中包括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国难杂作·战时图书千种目录》（1938年铅印）、《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1948年油印）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学讲义》（1948年油印）。虽然责任者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图书为31种，但实际责任者则为中山大学图书馆人，如1925年出版的《国立广东大学图书总馆中文书目：第一种第一辑》实际编写者为石光瑛、梁春华；1931年再版的订正本《革命文库分类法》，实际作者为初版的杜定友、蒋径三和再版修正者梁格；1943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经费年报（民国三十二年一月至十二月）》执笔人为杜定友。另外，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责任者有顾颉刚（1893—1980）、钱亚新（1903－1990）等中国近现代闻人，前者为著名历史学家，后者为著名图书馆学家。

据表3，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的版本类型包括铅印本、油印本，且以铅印本最多，达41种。一般印量较少或特殊符号较多无法找到合适字模的图书采取油印方式，印量较大的则采用铅印。这说明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大多数图书还发行或赠送到馆外。另外，为广为流转起见，近代图书馆对馆藏的善本古籍大多影印发行，中山大学图书馆自不例外，但该馆却是委托商业出版机构印行，如《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年第4卷第6期刊载图书馆界国内消息《中山大学图书馆影印善本》道：“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善本书库所藏颇多。近由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顾颉刚主任，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订影印办法，陆续刊行，以广传流而资参考。现第一集十种已选定送沪摄印矣。目录如次：雪鸣山馆纪年（赵守纯）四册  三朝要典（顾秉谦）六册  军牍汇存（冯子材）廿四册  说文解字考异（姚文田）廿八册  明太祖实录六册  明英宗实录四册  癸巳类稿（俞正燮）十六册  格致镜原（陈元龙）廿四册  金文通公集（金之俊）廿四册  甲申纪事十二册。”¹¹

表4的学科分类主要根据现行的中图法，再结合图书馆图书出版实际稍作调整，如“文化、科学、教育、体育”下的“信息与知识传播”之“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将“图书馆学”“文献标引与编目”“目录学”等均归于“图书馆学”类，其他的则归于“图书馆事业”类。据此，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图书的学科类型包括图书馆藏书目录、专科目录、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中国文学等，其中图书馆藏书目录工具书最多，且大都为本图书馆总馆和各科各系分馆馆藏各类图书的书目，这与图书馆“提供图书借阅”的主要服务功能相一致，正所谓“目录是图书馆的锁钥、读者的指南”¹²。通过对比这些不同时期的藏书目录，可以发现：该馆的馆藏数量不断增长，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历史顶峰；馆藏中新学图书与中文古籍并存，新学图书的比例逐渐提升，开始出现单独的新书分类目录或者外文图书分类目录；馆藏分类逐渐由传统的四库分类法过渡到杜氏图书分类法，这些发展特征也印证和体现了该馆的近代化历程¹³。另外，中山大学图书馆还编印了中西文期刊缺本、复本目录等专科目录赠送给其他藏书机构，这有助于该馆与其他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换”馆藏期刊，从而达到“嘉惠士林”的目的，如该馆曾赠送1册《国立中山大学中文杂志缺本及复本一览表》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¹⁴。图书馆学类书籍包括杜定友编著的《革命文库分类法》《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等分类法图书，是中国分类法发展沿革以及图书馆学人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图书馆事业类图书涉及图书馆规章制度、图书馆概况、图书馆工作情况等方面，其中包括杜定友倡导下出版的诸如《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年报》《国立中山大图书馆经费年报》《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其中1927年10月出版、责任者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十六年度年报》还是广东的第一份图书馆期刊¹⁵。中国文学类书籍是梁格创作的15种个人创作诗集，即《自然底（的）微笑》《已往的心曲》《英美诗选》《我的小朋友》《春莺曲》《**东南风》《梦幻》《逍遥吟》《春的回忆》《诗人的馈赠》《宇宙的**》《未婚者之歌》《忆沈阳》《长歌人生梦》《啼鸟》。这些诗集大都是梁格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自费出版的，其中一些还是作为非卖品赠予读者的。

据表5，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由东昇印务局、宏艺印务公司、培英公司、群化公司、丁卜图书社、文化印刷公司、第一中山大学出版部印刷场等广州的商业印刷机构印刷，其中东昇印务局最多，印制了13种图书。广州东昇印务局，即广州东昇中西印务局，是一印刷、出版发行企业，曾先后位于广州市惠爱东路（现中山四路）与芳草横街、德政街（即番禺直街，俗称“小南门直街”，1930年改为德政路）交汇处一带（现毛泽东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附近，属于广州市越秀区大塘街道）。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不像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等国立或省立图书馆，有自己所属的印刷部门或有印刷服务功能的机构，只能将出版、发行的图书交由商业印刷机构来印制。不过，作为发行量较少的油印本图书，是由本馆自行印制的。

5 结语

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反映该馆在图书出版中的多重角色，即该馆不单只是出版者，也是图书的发行者，有时还作为图书的发售者或赠送者，如杜定友、蒋径三合编的《革命文库分类法》，梁格的诗集《长歌人生梦》；近代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与两度任职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杜定友密切相关。这些图书，除杜定友本人撰写的图书、作为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著作（如一些年度《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外，还包括印制的各类中山大学图书馆书目（如油印本、铅印本各科分类书目《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新编中文书目》）。对此，杜定友曾拟有《本馆编纂图书目录计划》，其中写道：“本馆为阅者便利及流通图书起见，拟编图书目录三种：第一种为目录总篇，将总馆现存书籍依字典式目录印行，分中西文两集。第二种为各科分类书目，将各科各系分馆存书分类编纂；各科中西文合刊分为十集。第三种为各科书目提要，选择各科应用书籍，每书撰为提要，说明各书之内容及价值，以便指导学生阅书之用，各科随时编订，不限集数。”¹⁶ 另外，该馆也修订再版一些图书，如1927年6月出版的《革命文库分类法》，在1931年出版其修正版，时任该馆主任的高廷梓在修正版序中写道：“本馆编印《革命文库分类法》，计自第一次出版一千本，迄今三年，已分销净尽……兹乃从事修编，再行出版，以供社会人士采择。”¹⁷ 对于该书，该馆在1931年6月30日发行的第6卷第6期《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广告云：“广州中山大学近有新刊两种：一再版订正《革命文库分类法》，每册定价二角；一《分类编目与标题之方法》，每册定价四角云。”¹⁸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图书出纳程序》于1941年油印初版，约1944年又油印其修订本，杜定友为该书作序，其中有云：“图书馆为国家保存文献，职司典守。对于图书之出纳，有如银行金库之票据支付；手续极为繁琐，条理尤宜缜密，偶一错乱，即难检寻；对于公物保管，尤为责有未尽。兹将出纳程序编订如次，以资遵守！”¹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