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各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与分析

摘 要：基于文献检索结果，从初版时间的年份、出版者、版本、学科类型和作者类型或作者等方面介绍、分析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情况；指出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反映它们在图书出版中的多重角色，出版图书的图书馆各类型均有，这些图书的学科类型主要为与图书馆相关的书籍，其版本类型以铅印本为主，其一些责任者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举足轻重的人物。

关键词：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图书出版；图书馆史；出版史

The Book Publishing and Analysis of Modern Librariesin ShanghaiArea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book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modern libraries in Shanghai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year of the first edition, publisher, version, subject type, and author type or author; Point out the books published by libraries in modern Shanghai, reflecting their multiple roles in book publishing.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libraries that publish books, and these books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library. The version types are mainly lead printed books, and some of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are key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Modern; Library in Shanghai Area; Book Publishing; History of Library; Publishing History

近代中国的许多图书馆将出版图书作为业务之一，上海地区的不少图书馆自不例外。据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35卷第1期），表2“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地检索记录数一览表”，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出版地主要城市为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不过，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上海一直居于全国绝对中心的地位，但就图书馆的图书出版而言”，上海落后于北京、南京、杭州，仅位于出版城市的第四名¹。本文以文献检索结果为基础，以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为研究对象，以窥中国近代主要地区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情形，并求教于各路方家。

1  相关术语界定与文献信息源

本文所称的“近代”与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一致，即1904－1949年——上海最伟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开始孕育的1904年²，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所称的“上海地区”是现行的上海市行政区域。检索的主要文献信息源与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基本上相同，即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6年出版）、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目录·民国编》（全十八册）、《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重庆出版社2011年出版）、CADAL（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数字图书馆、读秀数据库图书频道等，再结合“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的“瀚文民国书库”、上海图书馆的“中国近代图书全文数据库”、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的“中国近代文献数据总库”等的其他相关信息。

中国近代的出版发行机构，除了多数以书局、书店、印书馆等命名外，也有一些取名为“图书馆”的，其中位于上海的有亚东图书馆、中华图书馆、交通图书馆、泰东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故在检索时，应去除上述等冠名图书馆的专业出版机构以及上海图书馆协会、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商务印刷所图书馆部（“专接印刷图书馆各种卡片，承办一切图书馆必需品”的企业³）等行业协会或具有企业性质的机构名的记录及其他非相关记录。另外，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虽是图书馆，但它主要“着眼于商务内部的编辑校勘之需，具有明显的经营因素考虑在里面”⁴，故它的检索记录（初步统计约516种图书）也不在统计之列。

2  检索结果

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信息源并进行相关处理后，得到出版地为上海地区的图书至少有209种，其中位于城区207种、位于郊区的2种。按初版时间的年份、出版者、版本类型、学科分类和部分作者类型或作者进行统计，其数据见表1—表5。

表1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初版图书各年份的图书种数一览

注：初版年份“不确定”者系指“近代”，即1904－1949年。

表2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的种数前七的各出版者一览

表3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各版本类型的图书种数一览

表4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各学科类型的图书种数一览

表5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部分作者类型或作者的图书种数一览

注：“作者”包括第二作者或校阅者。

3  基于结果的分析

据表1，尽管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04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上限，1949年（新中国成立）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下限⁵，但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图书出版于1907年才开始。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初版图书各年份的图书种数分布图见图1。

图1  近代上海地区书馆初版图书各年份的图书种数分布图

根据图1，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在1924年上海正式成立图书馆协会的前几年逐渐走向辉煌，1937年全面抗战后逐渐衰落，1945年抗战胜利后，逐步恢复。据此，可将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04－1920年的黎明期，1921－1937年的旭升期，1938－1945年的萧条期，1946－1949年的恢复期。其中1921－1937年的旭升期对应于始于1921年的上海图书馆旭升时代⁶，其检索的记录数为140，约占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书籍检索总记录的66.99％。

据表2，合众图书馆是近代上海地区出版图书最多的图书馆，达31种。合众图书馆全称为“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由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顾廷龙等联合创办，实际启动于1939年5月。如果说，叶景葵是合众图书馆的创议者，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管理者，那么顾廷龙则是合众图书馆的实践者。该馆将其馆藏的稿本、抄本汇为“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印行出版，以资交换，藉为流通；其中“合众图书馆丛书”一集共14种（出版时间为1940年2月至1945年5月）、二集仅出1种（即1948年2月石印出版的《炳烛斋杂著》）。另外，合众图书馆印行出版的“合众图书馆藏书分目”在1946年—1949年间出版了8种，还有2种为1949年后出版，即1950年出版的“合众图书馆藏书分目”之十三《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目录》和1953年4月出版的“合众图书馆藏书分目”之三《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另外，作为近代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民办私立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量才流通图书馆、新亚图书馆等继承者）也表现不凡，出版图书的种数为14。合众图书馆与申报流通图书馆均为民间图书馆，它们出版的图书较多，与近代上海私立图书馆较发达不无关系。交通大学（包括南洋大学、第一交通大学）图书馆是一公立学校图书馆，也是近代上海地区出版图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达23种，其中14种为该馆馆藏书目，《中国检字问题》《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草案》分别是杜定友任该馆主任时由该馆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和职务作品。另外，震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立图书馆（包括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和福州路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包括其承继者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大夏大学图书馆在图书出版方面也表现不俗。

据表3，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的版本类型有刻本、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影印本等，其中最多的为铅印本，达124种。在中国近代，铅印与石印似乎形成了一种分工，铅印本多系“新学”著作，而石印本则多为“旧学”书籍，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也不例外，石印本大都为翻印的清人古籍，如1948年2月合众图书馆出版的清朝江藩之《炳烛斋杂著》。合众图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暨石印本《讣启传状集》，看起来像凸版印刷的铅印本，实为平版印刷的石印本，系将该书的书稿以铅字排版印成样张，经过校对，摄制成照像底片再晒制石版付印，即以铅印本为底本。油印又称“誊写印刷”，油印本大都是宣传品，是在图书馆所在的单位内部或馆内阅览；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油印的图书至少36种，仅次于铅印的图书，说明这些图书的阅览者是特定读者，而不是一般读者。

表4的学科分类主要根据现行的中图法，再结合图书馆图书出版实际稍作调整，如“文化、科学、教育、体育”下的“信息与知识传播”之“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将其包括的“图书馆学”“文献标引与编目”“目录学”等均归于“图书馆学”类，其他的则归于“图书馆事业”类，具体见图2。

图2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学科类型分布图

据图2，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的学科类型包括图书馆藏书目录、图书馆事业、论文集、私家藏书目录、专科目录、图书馆学、中国史等17类，其中图书馆藏书目录工具书最多（占53.59%），且大都为本馆馆藏书目。图书馆的这种书本目录与卡片目录相比较是有很多优点的，难怪不少图书馆都将其卡片目录“印成书式的分类目录”⁷。图书馆学仅为2种，它们是陈天鸿著的《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民立中学图书馆1926年出版）和杜定友著的《中国检字问题》（交通大学图书馆1931年出版）。另外，杜定友（署名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编的专科目录《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1933年夏出版）“可激励国人奋发才智，精研科学，振兴工业，从而达到‘外抗强敌，内裕民生’的目的。”⁸ 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缺本复本杂志清册》等目录赠送给其他藏书机构，这有助于该馆与其他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换”馆藏期刊，从而达到“嘉惠士林”的目的。

据表5，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图书的作者类型或作者以“图书馆、藏书楼或其部门”的图书最多，为132种，其次为22种的元明清作者。在这些作者中，还有一些中国近现代闻人，如顾颉刚（1893—1980）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天鸿（1891—？，又名陈伯逵）、孙心磐（1895—？）、冯陈祖怡（1895—1975，号振铎）、杜定友（1898——1967，原名定有，笔名丁右等）、金敏甫（1907—1968，名善培）、钱存训（1910—2015，字公垂，号宜叔）等为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实践家，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别号匋誃）是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书法家，马宗荣（1896—1944，字继华）是社会教育家、图书馆学家，李公朴（1902—1946，谱名永祥，字晋祥，号仆如）是“爱国七君子”之一、社会教育家。涂祝颜（1905—1987）、F. W. Ayscough（1878—1942，即Francis Ayscough夫人）、景培元（1904—1981，字兰墅）、路敏行（1889—1984，字季讷）、阮寿荣（中华民国海关图书馆馆长）是图书馆实践者。在这些近现代闻人中，其中杜定友、孙心磐、陈天鸿等还是上海图书馆协会的发起者、主要成员，而上海图书馆协会不仅在很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地区图书馆事业，对全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⁹。

4  结语

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反映其在图书出版中的多重角色，即它们不单只是出版者，也是图书的发行者，有时还作为图书的发售者或赠送者，如陈天鸿著的《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其出版者、发行者和总售处均是民立中学图书馆；近代上海地区出版图书的图书馆，既有公立图书馆，也有私立图书馆；既有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中学图书馆，也有专门图书馆；既有世俗图书馆，也有**图书馆等。近代上海地区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主要为图书馆藏书目录、图书馆事业等与图书馆相关的书籍；其版本类型以铅印本为主；在这些图书的责任者中，不少是中国近现代闻人，其中还有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举足轻重的人士。

原载《艺术科技》2024年第37卷第9期，原文浏览：近代上海各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与分析.pdf。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