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颐天地之和,莫先于乐;穷乐之趣,莫近于琴。”故音乐构成了中国传统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众乐中,琴居首位。作为近代琴学大师杨宗稷的弟子、清末民国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虞和钦(1879-1944)自不例外,曾谓:“最美、最足感人之乐者,惟琴。”[1]他中岁始习琴,后喜操琴,亦好藏琴、斫琴,曾在当时的琴界小有名气,可谓中国近代琴史中不可缺失的文人琴人。
一、虞和钦其人其事
虞和钦,1879年12月11日(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柴桥街上境虞始房(今属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芦南社区,位于现在柴桥老街协生弄南边),字自勋,仕名铭新,因诗遵杜甫,被时人号为“宁波杜工部”,亦因名其居曰“莳薰精舍”,被后人尊称为“莳薰先生”。他幼秉庭训,诵经读史,工诗古文辞;弱冠始志于西学,并先后在家乡柴桥、鄞城(今宁波市鄞州区)、上海从事科学传播与实业活动。1902年,虞和钦参加由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并应邀为爱国学社、爱国女校义务教授理科课程。1904年秋,为逃避清廷对“苏报案”余党的进一步追查,又负笈东瀛,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专攻化学。1908年夏学成归国,欲在沪谋一教席,但各校教员早已聘定,遂回故里。因家乡前贤张美翊(1856-1924)的规劝和帮助,于是年秋赴京参加游学生考试,并先后通过了部试和廷试,在1909年7月3日(宣统元年五月十六日)钦授翰林院检讨,分发到清廷学部就职,先后任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游学毕业生部试格致科襄校官,并以“硕学通儒”资格钦选资政院候补议员。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视学、编审员,山西、热河省教育厅长,绥远实业厅长等职,其中1923-1929年间,应冯玉祥、商震等军政要人之邀,参赞莲幕。1929年,因疲于军阀间的争斗,主动离开军政界,次年春返沪置办实业,先后创办开成造酸厂、开明电器厂、建夏化学工业厂等实业公司,并均任公司首任经理。1944年8月12日,因胸膜炎医治无效,在上海兴顺北里寓所逝世。
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时的虞和钦(来源:山西太原府小五台运动场1919年4月编印的《第七次华北运动会秩序单》)
虞和钦是清末民国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致力于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2]。他一生所学所事,多属始创,其中不少为“中国之最”,如创办我国最早的科学仪器馆,主编我国第一份以“科学”命名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世界》[3],在国内最早组织中国化学会,创办我国首家制造硫酸的民族企业——开成造酸厂,发表中国最早介绍元素周期律的文章《化学周期律》,发表国人首篇介绍中国地质的文章《中国地质之构造》;尤其是他1908年出版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简称《有机化学命名草》),开我国有机化合物系统命名之先河[4]。作为清末民国时期积极的科学中国化实践者,虞和钦贡献良多,正所谓“有功于世,有裨于学,无量也”[5]。此外,作为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除古琴外,他对诗文、中西哲学、社会学、书法、舞蹈等亦有实践或研究,并颇有创获。
二、操琴
虞和钦操琴,曾先后师从近代琴家顾卓群(1881-1936)、杨宗稷(1864-1931),而得杨氏教益尤深,故一般被认为是杨氏九嶷琴派的第二代传人。
顾卓群,名荦,近代泛川派琴家,为蜀派著名琴家顾玉成之子,顾玉成所传《百瓶斋琴谱》的增录和校对者之一,是泛川顾氏一门的主要传承者。1920年左右,虞和钦从他习琴,两年后觉得蜀派弹法仅便弦诵,吟猱转数亦甚自由,但无定法,便试着取杨宗稷所著的《琴镜》按谱试弹,始知其指法、节拍(取自杨宗稷的琴师黄勉之)均极严密,但弹法较难,如取其《胡笳》一操按弹近半年,节奏仍未理顺,刚好1922年杨宗稷应阎锡山之聘任山西省参议来晋,虞和钦便向杨宗稷当面求教。不过,虞和钦与顾卓群始终保持甚密的关系。1921年8月,虞和钦还为顾卓群的《解愠轩琴谱》(1922年阎锡山刊刻时名为《元音琴谱》)作序。
1910年前后,虞和钦在清学部任职时与杨宗稷相识,后成了忘年交。1921年,虞和钦赴京时拜访了杨宗稷,获赠杨氏一半的藏琴,感而诗云:“杨子藏琴处,森如竹笔林;多君分半壁,以我为知音;世有忘年友,能无怀古心;停弦竟何待,回首太行深。”[6]1922年农历七月,杨宗稷来太原后,耳提面授,虞和钦始得操缦之正。此际,虞和钦在山西省任教育厅长,便在厅署内设立雅乐会,也聘请杨宗稷专授古琴。虞和钦曾于1922年9月10日在太原元音琴社第三次集会上广告众人说:“山西一省之中,既有顾卓群先生传其蜀派之琴,复有杨时百老先生传其广陵派之琴,行见两大派真传,浸衍日蕃。将来晋中琴学发达,洵可甲于天下。今杨君寓教育厅内,若诸君愿来研习者,可分部学之,如《渔歌》《胡笳》等等,各人认定一曲,方得专精,时间即自行酌定可也。”[7]一年多前的1921年7月3日,元音琴社举行第二次大型琴会,虞和钦与会,但未鼓琴,据此可以判定,彼时虞和钦尚不通琴道。这次元音琴社举行第三次大型古琴雅集,欢迎杨宗稷琴旌莅晋。在这次琴会上,虞和钦演奏琴曲《长门怨》。《长门怨》是一支适宜初学者的短曲,可据此推测此时虞和钦操琴的水准尚属一般。虞和钦随杨宗稷习琴,是依杨氏《琴镜》之谱式。杨宗稷曾对前来学琴的虞和钦说:“《胡笳》既有参差,可暂置不弹,先教一二小操后,即授以《秋鸿》三十六段。”[8]虞和钦遂从杨氏学弹古琴之五大操之一的《秋鸿》,三个月后毕业。之后,他又每晚练习一遍。为承杨师“琴以道言”之道统,“弹时先正襟危坐,凝神调息,然后入弹”。其入手七声,须听至余音全沉后,再弹第二声,至第七声完毕后,按谱渐渐入急,后渐渐入慢而终曲,全程约一小时。如是一年,虞和钦成为弹奏《秋鸿》之能手,并因此在当时九嶷社声名鹊起。1923年6月10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虞和钦与杨宗稷、明净和尚逸梅等当时琴家,举行第四次北京“岳云琴集”,并在上、下午分别弹奏《秋鸿》《空山忆故人》。《秋鸿》是此次琴集的第五曲,系虞和钦与杨葆元(1899—1961,字乾斋,杨宗稷的儿子)合作完成的。《秋鸿》是古琴中仅次于《广陵散》的第二大曲,又被《五知斋琴谱》列为五大曲之一,其合奏是很不容易的。《空山忆故人》是第七曲,虞和钦弹奏时下指谨严,曲中极尽缠绵绯恻之致[9]。时为山东“诸城派”琴家王露(1878-1921,字心葵,号雨帆)的弟子、后来在演奏上亦颇有造诣的詹智浚(1890-1973,字澂秋,号水云子,别号襄阳学人,笔名碧窗里人)曾叙述道:“午前和钦、乾斋曾合奏《秋鸿》一过,惜余尚未至,想必洋洋大观也!”[10]虞和钦弹奏《秋鸿》的技艺在当时古琴界的影响,可见一斑。不过,虞和钦弹琴,追求的不仅是高明的琴技,而且还有一种中国传统士人普遍所崇尚的那种精神境界。
1920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四日),首次北京“岳云琴集”与会者合影
[左起:张友鹤、葛成勋(竹书)、杨葆元、冯恕(公度)、黄中(则均)、杨宗稷、袁毓麐、明净和尚、李毓麟(伯仁)、刘崇佑(崧生)、周景墀(季英)、章曼仙(华)、陈筑山(为藩)、常毅箴(国宪)、溥侗,来源:《今虞》1937年]
虞和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操琴能达到如此道、艺兼具的境界,除他的刻苦努力外,与他非凡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不无关系。对此,他曾说:“余自幼习弦诵,有以知乐之有类乎文也。”[11]这与中国琴会理事、徐州古琴学会会长、铜山古琴学会会长、海南省古琴学会名誉会长徐永先生下面的一段话,可谓异曲同工:
古琴是乐器,它具有其他一切乐器共有的音准、节奏、音色等要素;同时,古琴又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乐器,不能仅仅停留在音准、节奏和音色层面上。就琴论琴,仅仅将琴当成一种普通乐器,是不能真正把琴弹好的。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修养,了解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在古琴音乐中积累下来的生命体验、文化沉淀和哲学思想,才能真正弹好琴。[12]
杨宗稷在太原期间,还特为诸生刊刻《琴镜补》(1923年1月),虞和钦为《琴镜补》作序,这足见杨、虞之关系,已在师友间。杨宗稷一生后20年,为琴学笔耕不辍,除上述的《琴镜补》外,还撰有《琴瑟合谱》《琴粹》《琴镜》《藏琴录》等琴学著作共10多种,约70万字,它们合刊为《琴学丛书》(包括虞和钦的《〈琴镜〉释疑》、李济的《幽兰和声》),陆续问世。杨宗稷于琴学上有研究、创举之外,对于琴器之收藏、斫修、考述、见闻,亦所获甚多。他一生藏琴甚富,据台湾马俊国就杨氏《藏琴录》《琴学丛书》,以及《琴学丛书》以外的相关信息,统计其藏琴40张、斫琴19张,共59张[13]。
1931年初,杨宗稷的《琴学丛书》尚有数种(如虞和钦作序的《琴镜续》)未付梓,杨氏每自忧虑,于是虞和钦便与琴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880-1934,字家修)共同筹资,帮助杨氏完成了一生最后的愿望——《琴学丛书》43卷全部刊出。1931年10月28日,杨宗稷在病床上对来看他的弟子李伯仁(1886—1948,名静)说:“琴已有主,约值三千金,仅留一天贶耳。”李伯仁听后不禁怅然,便取下即将易主的“鸣凤”琴弹奏杨宗稷所订正的《胡笳》曲,但未能终曲。然而杨宗稷说:“同社能弹此曲者,惟虞和钦与君二人,幸勿忘之,学来殊不易也。”[14] 11月15日,杨宗稷去世。弥留之际,杨氏曾喟然叹曰:“我本为琴而来,今书已刻成,琴有所归,可以去矣。”[15]后来,其子杨葆元根据**的生前嘱托,除留天贶一琴外[16],将其余的20多张藏琴卖予虞和钦[17](一说为杨氏蓄琴是借助虞和钦钱款实现的,故杨百年后,其子葆元除自留天贶外,余均送虞处抵债[18])。对此,虞和钦自己回忆道:“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编者注),杨以年老,除留弹一二外,尽归先生(即虞和钦——编者注)。”[19]关于杨宗稷将藏琴卖给虞和钦一事,李伯仁是不能理解的,曾于193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三)在《九疑山人杨时百先生葬事记》中写道:“先生藏琴‘呜凤’‘来凰’等,为上海琴家以三千金购去,张其锽(1877—1927,字子武,号无竟,曾任广西省长——编者注)在日,本许先生万金,先生不忍割爱,不知去年何以弃之如遗?先生尝自颜所居曰为琴来室,岂琴亦有知,先生将归道山即为先生去耶!迩者海上倭火,暴于祖龙,未卜‘鸣凤’‘来凰’无恙否?”[20]可见,说是售予,其实更多的是托付,二位琴家的情谊,粲然可观。
虞和钦自中年习琴后,虽为生计奔走南北,然于琴一直未敢忘记,甚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派上了用场。例如,在近代琴史上,曾有一段关于他抚琴掩护撤军的逸话[21]。那是1926年4月中旬,张作霖、吴佩孚分别自南北两个方向兴兵进攻承德,当时虞和钦随宋哲元部驻扎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因宋部兵力不敌,决定退兵察哈尔省多伦(今内蒙古多伦县)。为蒙蔽敌军,掩护大军撤退,虞和钦于16日择山庄胜景大摆筵席,宴请承德全城士绅。酒宴一半时,他取琴为宾客弹奏,接着又邀请众来宾轮流高唱北曲。就在这觥筹交错、琴曲杂陈之中,宋部就在当晚悄然撤出[22]。
三、藏琴
虞和钦亦好收藏,书画、古玩、古琴均有。然而,其早年收藏的书画、古玩,均在20世纪20年代奉军入京时大半散佚,惟独其藏琴全部安然无恙。后又加上杨宗稷的藏琴,故到晚年,虞氏藏琴自唐、宋迄清初,代有名琴,偶尔也有审定为六朝时制造的,蓄琴之多、之全,闻名遐迩,有“海内第一藏琴家”之誉[23] 。约1934年,虞和钦在其家乡镇海置一专室,将藏琴中的佳品秘藏于此[24],仅留二三十张悬挂于上海的寓所四壁,并以“四百琴楼”匾额示之,其藏琴数量据此可知矣。对此,虞和钦的早年同僚与好友钱文选(1874—1957,字士青,安徽广德人)曾说:“君(虞和钦——编者注)又精于中国琴学,所购燕赵古琴甚多,悬于四壁,并以佳者运回故乡秘藏,恐为人所攘。”
1937年“八一三”后,北平、上海相继失守,镇海为日寇必争之地,为了使这些古物免于战祸,虞和钦有意将藏于家乡的古琴,寄存于同邑琴友徐桴于1926年左右在地僻山深的镇海灵岩乡塔峙岙(今属宁波北仑区大碶街道)建造的私人别墅——塔峙圃中。
徐桴(1882-1958),谱名良辅,字圣禅,号北塔峙主人,镇海县崇邱乡顾家桥(现属北仑区小港街道)徐夏家自然村人。1931年9月1日,在虞和钦创办的开成造酸厂股份公司成立大会上,徐桴被推为公司董事长,虞和钦任公司经理。徐桴早年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曾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粤军联系人,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驻沪办事处主任,南京****时期,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处处长、福建省财政厅长、上海市政府委员兼财政局长、浙江省粮食管理局局长、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省银行董事长,其间还曾兼任上海、南京、宁波、无锡等地多家企业、银行的董事,经营领域横跨实业、化工、金融业、保险业、银行业、地产业。1946年任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徐桴是民国时期浙江财团的代表人物,金融界著名人物、收藏家,1949年迁居台湾,续任国大代表,担任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名誉理事长。
2019年,徐桴的塔峙圃墙门摄影(屈胜文提供)
塔峙圃为中西合璧建筑,位于今宁波北仑区大碶街道东岙山村姚家东南侧,占地2499平方米,现为文保点,2014年5月由宁波市北仑区文化部门改造成为票证博物馆对市民免费开放。该别业原主楼有两幢西洋风格、面阔各三间楼房(朝南一幢现已拆除);朝南楼房东侧原有两间典型的传统民居风格建筑(现余1间);在主楼的东北角有观景平台,主楼北侧原是徐桴的私家庭院,现尚存一座荷花池。虞和钦在1933年秋游览过塔峙岙,并赋诗《塔峙墺晡游》,其中有云:“踏偏山南路,曜灵犹粲如;市朝日不足,林壑晚有余;谷鸟谁怜汝,松云我爱渠;浩歌待明月,亦无他人狙。行止谢人役,有若云无心;清晨随日出,薄暮返林吟;行子已千却,山灵忘古今;忻然吾亦老,无恙寄高岑。”[25]塔峙岙幽美的景色,溢于笔端。近现代著名学者、1928—1930年任镇海县长的高越天(1904—1992,字一厂,又名伯震/振,晚年任台北市萧山同乡会理事长)对此也有记述:“塔棋墺(即塔峙岙——编者注)中则松篁交翠,岩谷玲珑,远近高低的山家村落,处处可以入画,徐桴(圣禅)先生有一别墅在内。忆十八年(即1929年——编者注)的隆冬,大雪弥天,我时适巡南乡,听得圣禅先生返里,就骑马御寒入山,承留一宿,置酒围炉,醉蟹肥雉,齿颊留芬。次日踏雪同游别业前后,寒梅未开,腊梅和天竹子却在白雪中点掇着金红的彩色。”[26]徐桴在1946年10月刊印的《镇海塔峙圃藏琴录》序言中写道:“胜利(指抗日战争胜利——编者注)以还,言念家山圃中书籍、所藏二十一张古琴,劫后视之,依然无恙。是琴也,为杨君时百旧物,虞君和卿(钦),予琴友也,介以售于余。间有唐宋元明精品,爰购藏之于塔峙圃。”一位甘姓好琴者听闻杨氏旧藏的这21张古琴藏于塔峙别墅,就将其之前从杨氏购得的“苍龙吟”藏琴寄赠给虞和钦,并称:“物聚所好,固不敢以此自秘也。”对此,虞和钦曾赋诗《谢甘某寄惠舞胎仙馆旧藏苍龙吟琴》,且在诗前小序写道:“余与徐君圣禅合购杨时百舞胎仙馆藏琴二十一床,曰‘鸣凤’、曰‘鹤罤’、曰‘大成’、曰‘仙籁’、曰‘风鹤’、曰‘来凰’、曰‘谷应’、曰‘遏云’、曰‘玉壶’、曰‘彩凤鸣岐’、曰‘疏影’、曰‘百年’、曰‘秋鸿’、曰‘汉槐’、曰‘滟滪仙舟’、曰‘巴峡虹桥’、曰‘春雷秋籁’、曰‘飞龙’、曰‘无上第一’、曰‘无上第二’、曰‘韵雪’,藏之镇海之塔峙别墅。”[27]据此成于1933年上半年的诗作推断,虞和钦“购买”杨宗稷托付的20多张古琴时,因投资开成造酸厂而经济拮据(为此,还出售了之前自置的位于北京西城小茶叶胡同15号的房产),才介绍有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本的徐桴购买其中的21张,这显然有悖于杨师的愿望,或许为了掩人耳目,虞和钦才称是与徐桴“合购”的。另外,据此诗,可以断定这21张古琴应该是1933年或之前就珍藏于塔峙圃了。据文献记载,鉴于徐桴为好琴之士,虞和钦后来决定把抗战前夕寄存于此的古琴全部赠予了他,并说:“物聚所好,庶得其主。”[28]如果虞和钦兑现了此诺言,那么1937年虞和钦寄存在塔峙圃的藏琴中,含有杨宗稷先后赠予或售予他的藏琴,故抗战后塔峙圃内藏琴,几乎包括杨氏全部藏琴,加上虞和钦自己收购、新斫之琴,其数量必定远多于杨氏《藏琴录》记述的53张。1949年,徐桴去了台湾,便再也没能回到塔峙圃。关于其所藏古琴的命运,时任镇海文化馆馆长的王泰栋回忆说,“当时徐圣禅后人都不在镇海,土改结束,徐宅作为地主房屋被分了,这批古琴,被农会、农民保护下来”;1952年的一天,“下面乡政府派出十几个男劳力,用扁担把镇海江南塔峙岙徐圣禅(徐桴)故居藏着的一批古琴,挑到了文化馆”;“农民挑来的古琴有14张至21张,可能是21张”;“我当时刚二十出头,没啥文物知识,只觉得这批古琴在县里保管不安全,就请示县长沈宏康。沈说,还是派专人把它们送到省里博物馆去吧,那里有专家。于是,就送往省里了”[29]。据记载,镇海文化馆于1953年移交给浙江省博物馆的古琴为14张,它们为:大成、风鹤、来凰、谷应、玉壶、彩凤鸣岐、疏影、百年、秋鸿、滟滪仙舟、巴峡虹桥、春雷秋籁、飞龙和韵雪,可见均系徐桴当年购自杨氏的旧藏。21张中的另外7张,以及虞和钦惠赠徐桴的藏琴、留在沪上寓所的藏琴,至今不知所踪。
四、斫琴
虞和钦也喜欢搜集琴材,自己斫琴。关于琴材,杨宗稷重古材,并有“斫琴不必皆桐”之新发现:“宫殿寺观之栋梁,皆用杉不用桐,其经历岁月多者千余年,至少数百年,得此种古杉,胜于新桐百倍,是以精于制作者亦用之。”[30]故虞和钦在山西省教育厅署内设雅乐会期间,曾雇琴工两名,广搜元明时的杉木屋梁,亲自监工,剖制、仿造成琴数十床。“且于挖斫内腔,独具意匠,创为新腔多种,另定腔名,刻于池内”,以为后世制琴法式[31]。当时山西省实业厅厅长、虞和钦亲家赵炳麟(1876—1927,字竺垣,号柏岩、清空居士;赵炳麟次子赵元武娶虞和钦弟虞和寅长女雅雯为妻)写道:虞和钦“从杨时伯学琴,得其真传。时伯有工人秦华[32],善制琴。和钦尽得其妙窍,造‘虞韶’一百张,名人多题咏之。”[33]虞和钦唱和最多的诗友、1917年9月—1920年10月于太原任晋北榷运局局长兼山西督军公署副官的徐翿(约1878年生,最迟在1930年去世,字铁伧、右䍿、南洲,江苏淮安人)在所撰《虞韶赞》(原书中诗名“虞昭赞”有误)诗的题注亦称:“和钦制琴,名曰‘虞韶’,凡百张。”
徐翿、虞和钦撰《徐虞于喁集》中的《虞韶赞》书影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收藏家、太原理工大学工程师徐灵岩(网名金刀客)在太原古钱市场上购得一张虞和钦于1923年斫制的落霞式古琴[34]。其琴背项间刻有大字篆体琴名“蕉雨”,龙池上方刻有“癸亥季冬虞和钦制”字样,龙池下的铭文为“和钦仁兄同年雅制清操 弟颜惠庆题”,其下有一方印,篆“颜惠庆字骏人”六字。琴史上,传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1898)藏有“宋末三杰”、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弹过的“蕉雨”琴,并对其珍爱如命。“琴是英雄魂”,虞和钦取“蕉雨”为所造琴之琴名,足见他对文、谭二君的景仰。题词者颜惠庆(1877—1950)是上海人,与虞和钦一样均是通过清末留学毕业生的学成考试和廷试考试入仕,其文化旨趣和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即作为过渡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一生也经历和开创过很多的“中国第一”: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第一位中国毕业生;与圣约翰大学的师生编纂的近代第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中英工具书——《英华大辞典》;编纂出版《华英翻译捷决》,是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翻译教材;参与成立的上海***青年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与陈荫明合作的《英汉成语辞林》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中英文成语词典;参与的圣约翰大学同学会是近代第一个中国大学同学会;参与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中国与美国成立的以现代模式操作的基金会,为以后的中法、中英基金会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作为出使苏联的第一人,其所见所闻,是中国官方的主要渠道和窗口[35]。虞和钦斫制此琴时,已在北京政府财政部和冯玉祥陆军检阅使署任事;颜惠庆此时已辞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等要职,虽有北京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但自称为处于半退休状态之中[36]。估计虞和钦后来将“蕉雨”琴,赠给了亦能操琴,尚在太原的侄女虞雅雯(即赵炳麟的次媳);还有一种可能是虞和钦将这张自制古琴送给了友人颜惠庆,或者是制了两张同样的琴,虞、颜各存一张。文献不足征,以上推测只能姑备一说。不管怎样,虞和钦斫制的“蕉雨”琴,后确实是辗转流到了虞和钦曾经工作达6年之久的太原,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的安排吧。
虞和钦于1923年斫制的“蕉雨”琴正面与反面(徐灵岩提供)
虞和钦在教育厅署开设的雅乐会,有杨宗稷授琴一项,其时每将其自制新琴分与学友试弹。他所制的新琴也出现在几次北京岳云琴集(北京岳云琴会)上,为他自己和琴友们使用。如,1923年第四次北京岳云琴集,“案上横琴三十余床,皆唐宋元明时佳品,或杨虞二君自制良材。”[37]
虞和钦藏琴、制琴,也颇有情致,根据来历,有感而发,题写(刻)琴铭,或题诗、或小品。例如,1921年冬得于山西阳城的叠韵琴,铭曰:“桐山之遗,乡宁之桢;千载作合,厥制尔成。殊方佳侣,异代同声;谁其鼓之,蜀郡长卿。[38]”新斫的天贶第二琴,铭曰:“翼翼僊馆,实君琴藏庋既盈矣。聿来天贶,伊何新斫,儵焉与伉,天实为之,君又奚让,孤灯夜弹,琴镜攸创,厥功不赀。神以兹偿,丹鼎光耀,冰纶韵畅,千载䦘风,我酬嘉唱。[39]”据《琴学丛书》载,“天贶”琴辗转闽中、太原,方到杨宗稷之手,成为杨宗稷众多的藏琴中最为珍视者,视同拱璧。在杨氏天贶琴池左偏右处,有虞和钦“壬戌三月杨宗稷得于都门,命名天贶,并铭,常赞春作籀,虞铭新题款”的隶书题款。虞和钦的天贶第二琴琴铭,说明他新斫天贶琴的缘由,表达他对杨师的怀念之情。可见,虞和钦的琴铭,不仅展示他的诗文、书法魅力,而且内含神机妙趣,让人玩味无穷。
虞和钦也好蓄琴材,且尤好古材。在任山西教育厅长时,他听说山西河津县有一废弃的唐代佛寺,其佛像仅存佛身,而其材料为古桐——龙门之桐,是为造琴上好木材。杨师曾谓:“古材新制,不能以新琴视之者,盖琴以材为古百年材制成者,即百年琴;千年材制成者,即千年琴。如制造合法,百年之材制成,远出千年名琴之上。”[40]于是,虞和钦便急电河津县知事,将它运至太原,“以水煮七昼夜去尽黑汁,复置烈日中经年”,然后以作制琴之用。虞和钦根据这些古桐木材尺寸,拟造孔庙琴6床,无奈于1923年去职离并回京,此事未寝,后每与人论琴,对此桐材都嗟叹不置。不过,杨宗稷还是利用虞和钦所赠的龙门古桐,“仿张君友鹤藏崇宁三年马希亮制‘秋塘寒玉’膝琴式,加为三尺六寸”,制成了名为“龙门寒玉”的两床孔琴,他们两人各得一琴[41]。据杨宗稷成于“甲子冬月既望”,即1924年12月12日的《藏琴录》记述,“龙门寒玉”是杨氏最后一床藏琴。据虞和钦自己回忆,在河津龙门之桐未运至教育厅署之前,未制的琴材尚有一百余床之多[42],其所蓄琴材之富,可见一斑。
五、尾声
虞和钦于古琴上的兴趣和作为,与他弦诵的经历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等因素不无关系。“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数千年来,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儒家中正平和的情怀和道家超凡脱俗的境界,即它已超越了音乐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和理想人格的象征。对虞和钦而言,自不例外,古琴已成为他中岁后的处世之器、修性之具。当然,其尽显儒雅之风的古琴弹奏、琴论,尤其是古琴收藏,在中国近代琴史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致谢:本文的写作,得到西安屈胜文、太原徐灵岩、宁波北仑陈一鸣、北京张德恒诸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在此特致谢忱!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虞和钦. 和钦文初编(上卷)•《琴镜》释疑序. 1938年刊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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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虞和钦撰写的《和钦先生事略(学案附)》(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档案号:161311-5)第179页。
[6] 虞和钦. 诗稿待删(卷七)·寄谢杨时百先生惠琴. 1935年刊行, 第6页.
[7] 省垣. 元音琴社欢迎杨时百先生志盛[J]. 来复, 1922(221):10-13.
[8] 参见:虞和钦撰写的《和钦先生事略(学案附)》(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档案号:161311-5)第176页。
[9] 章华英. 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缘起及琴事述考[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9(1):27-36..
[10] 碧窗里人. 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J], 今虞, 1937(创刊号):13-14.
[11] 虞和钦. 和钦文初编(上卷)•解愠轩琴谱序. 1938年刊行, 第11页.
[12] 林婷. 徐永:浅谈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2011-04-06]. http://news.bnu.edu.cn/sdjt/xslt/ 19998.htm.
[13] 马俊国. 杨时百与近代琴学[D]. 台湾新北:华梵大学, 2000:61-66.
[14] 李静. 玄楼日记稿本(第六册)[M]. 长沙:湖南图书馆馆藏.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二十八日条目.
[15] 参见:虞和钦撰写的《和钦先生事略(学案附)》(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档案号:161311-5)第177页.
[16] 关于杨宗稷为何于众多稀世宝琴中独留“天贶”琴传之子孙,古琴专家郑珉中在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上的《论鉴定古琴的两种方法——我是怎么认识唐琴的》一文中写道:“记得我曾经向山人哲嗣杨葆元先生提问,何以最终仅保留此琴?葆元先生的回答是:‘仅有天贶未曾剖腹重斫,余悉重斫过。’……《藏琴录》中之琴有幸只见到了这张‘天贶’。当时大约在1940年春夏间,方从李浴星先生习琴,浴星先生从杨葆元夫人手借弹之。由于葆元先生不在,琴长期盛之以囊悬于壁间北,以致声音发生变化,昔日所具九德均已消逝,仅略具松古之音而已。及葆元先生归来以原值赎归,不得已乃请管平湖先生为之剖修,音始发越,及葆元先生去世,‘天贶’归其女燕淑女士,至今庋藏于其家中。”2010年春,“天贶”曾亮相北京保利拍古琴专场,标为唐琴,最后拍出的价格为380.8万元,因唐琴价高,基本过千万,高至过亿,而同一年匡时拍卖的胡若思无款蕉叶琴也以高出天贶琴差不多一倍的价格670多万元拍出,这些让“天贶”的唐琴身份受到质疑。
[17] 中国音乐研究所, 北京古琴研究会. 历代琴人传(五·下)[M]. 中国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 1965:130.
[18] 王风. 古琴器考辨示例[C]//耿慧玲主编. 琴学会萃:第三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济南:齐鲁书社, 2012:282-302.
[19] 同[15].
[20] 李玄楼(李静). 九疑山人杨时百先生葬事记[N]. 大公报(天津版), 1932-02-13(9).
[21] 严晓星. 近世古琴逸话[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62-63.
[22] 参见:虞和钦撰写的《和钦先生事略(学案附)》(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档案号:161311-5)第122页。
[23] 漫郎. 悼虞和钦先生(下)[N]. 海报, 1944-08-21(3).
[24] 虞和寅. 亡兄莳熏先生述[C]//卞孝萱, 唐文权编. 民国人物碑传集.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5:588.
[25] 虞和钦. 诗稿待删(卷十六)•塔峙𡒃晡游. 1935年刊行, 第8页.
[26] 高越天. 蛟门忆往[C]//张行周. 宁波风物述旧, 台北:东方文化书局: 1974:35-39.
[27] 虞和钦. 诗稿待删(卷十六)·谢甘某寄惠舞胎仙馆旧藏苍龙吟琴. 1935年刊行, 第2页.
[28] 羗公. 虞和钦遗事[N]. 铁报, 1949-03-20(3).
[29] 王泰栋. 我所知道的古琴“彩凤鸣岐”身世[N]. 宁波日报, 2018-02-23(B4).
[30] 杨宗稷. 杨氏琴学丛书(四十三卷)·藏琴录[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384.
[31] 同[15].
[32] 秦华,出生年不详,1931年秋时已去世,山西潞安人,杨宗稷的仆人。秦华本为铜匠,1912年腊月受雇佣于杨宗稷,能够见到较多的传世古琴,并且杨氏多数历代古琴的修复皆有秦华的参与。秦华所斫之琴深得杨宗稷赞许,称其音色与唐宋琴不相伯仲,并曾逐一名之,秦华因此声名鹊起。
[33] 赵炳麟. 柏岩感旧诗话·卷三[M]//赵柏岩集(下).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344.
[34] 徐灵岩. 古钱市场奇遇记[OL]. 微信公众号天眷堂, 2018-03-22.
[35] 孙增德. 一位外交官的文化履迹——颜惠庆与清末民国的文化事业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 2012:25
[36] 颜惠庆.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M]. 吴建雍, 李宝臣, 叶凤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65.
[37] 同[10].
[38] 虞和钦. 和钦文初编(下卷)·叠韵琴铭. 1938年刊行, 第17页.
[39] 同[38].
[40] 同[30].
[41] 杨宗稷. 杨氏琴学丛书(四十三卷)·藏琴录[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401-402.
[42] 同[15].
注:本文据《虞和钦琴学实践述要》(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4期)增删而成,2019年8月18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蛐蛐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