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图书馆焦虑”是差不多20多年前，在查塔努加市（Chattanooga）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一个小而拥挤的教室里问世的。那时，我已收集到了大一学生对我开设的图书馆用户教育（library instruction）课程反应的数据。当我听到托拜厄斯（Sheila Tobias）用“数学焦虑”描述她的工作时，那些症状听起来非常熟悉，学生在描述他们利用大学图书馆进行研究时有着同样的感觉。通过与托拜厄斯女士交谈后，进一步确认这些**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此后不久，“图书馆焦虑”概念便引入到这个领域的词汇中。
几年后，博斯蒂克（Sharon L. Bostick）因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联系了我。她的论文主要是将早期关于图书馆焦虑的研究转变为一个量表。令人欣慰的是，她开发出一个严密的图书馆焦虑量表（Library Anxiety Scale, 简称“LAS”），并且由此出现了大量有关该研究的文献。由于开发了一个容易使用的测量工具，图书馆焦虑开始在国内外成为一个可为的研究课题。
尽管我个人的研究已转到另一个方向，但是我继续保持对图书馆焦虑研究的兴趣，这是通过评审提交到各图书馆出版物的关于该主题的稿件而实现的。这样，我也就熟悉了焦群（Qun G. Jiao）和奥韦格布兹（Anthony J. Onwuegbuzie）的图书馆焦虑研究工作。他们俩对作为图书馆焦虑依据的一些概念之定义、分类和拓展，贡献良多。因此，这本作为图书馆焦虑发展为真正研究领域进程中的下一个必然步骤的著作，出自这三个研究者之手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这本首次出版的关于图书馆焦虑主题的著作，在图书馆研究的进程中，新颖且非常需要，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我第一篇关于图书馆焦虑的文章发表后，我应邀赴美国和加拿大各地举办专题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中，有不少迷人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与参考图书馆员讨论这个主题。我经常听到：“这个我们已知道很多年了，但是没有人给出一个称谓。”提供一个称谓，似乎使这个研究主题合法化了。图书馆员们愿意一块公开地言及他们知道存在但从未讨论过的事情。较多的研究者则对图书馆焦虑的各个方面表示好奇，并开始研究它，撰写该主题的文章。当参考图书馆员和那些利用其服务的图书馆用户，面对我们日益复杂的图书馆而感觉颇有压力时，这就为他们提供了新颖和更好的可用材料。我相信，使我受教颇多的职业图书馆员，以及目前正在研究图书馆焦虑的研究者，在为图书馆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过程中，一定会乐于接受这个新的进步的。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教授、院长
C•A•梅隆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