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西方科学的起源》是我近来所读极有价值的一本书。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是在方法论上。简而言之，就是要历史地看待历史，科学地看待科学史。对科学史家而言的“‘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作者并没有明说；根据我的理解，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着的两层意思，即科学是个方向，而科学史是个过程。凡是人类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就是科学的；而这些努力作为不断发展进步的序列，就是科学史。所以对于“科学”的定义尽管宽泛，却仍然是科学的。科学是这样的方向，也就不是别的方向，譬如不科学的方向。认准这一方向，就不会把不科学说成科学，或把科学说成不科学。
譬如讲到亚里士多德，作者说：“用亚里士多德预示现代科学的程度来评价他的成就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得要领的。”又说：“如果必须要作一个比较，这一定是在亚里士多德与他的前人之间，而不是在亚里士多德和现代人之间。”历史上任何科学家所面对的都只是他的现实和他的历史，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现实和自他以后的我们的历史。承认亚里士多德与我们之间隔着的时间和对世界进一步的认识（包括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于亚里士多德之伟大丝毫无损；因为我们虽然能够进一步认识世界，却无法逾越与他的时间间隔。这是发展进步的意义，也是科学史作为一个过程的意义。正因为科学史是个过程，在作者看来，发明固然是贡献，延续未必就没有意义；某些时候，延续的意义甚至更大。本书在讲到早期中世纪的两位科学家伊西多尔和比德时说：“如果科学史仅仅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或重大科学思想的编年史，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的名字在这种历史中就不会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科学史是要对那些汇集在一起把我们引向今天的科学潮流进行考察————若要了解我们来自何方以及如何到达此处，这些线索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伊西多尔和比德两人都不是新科学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都在一个自然研究处于边缘的时代中重建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他们为学术能够度过艰难危险时期提供了一种连续性；因此，他们在几个世纪中有力地影响了欧洲人对自然的了解以及他们思考自然的方式。这样一种成就可能缺乏发现万有引力或发明自然选择理论的那种戏剧性，但是它对欧洲历史后来进程的影响不容低估。”中世纪科学家的贡献，正在于使得人类穿越了漫长的中世纪而始终不曾丧失对科学的方向感。
《西方科学的起源》对中世纪科学家的功绩予以充分估价，对中世纪的科学成就也没有一笔抹杀。如讲到中世纪的医学成就，作者说：“教士们从未简单地拒斥或接受世俗医学，而是使用它，要它适应新的环境，并因此一点点地（在某些方面是激烈地）改变世俗医学的特征。但是，上述这种特征的转变还没有强烈到可以认为在***世界里世俗的和**的治疗传统发生了融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希腊和罗马的医学不得不适应***观念中神的全能、天佑和神迹的信念。在修道院提供的全新公益性环境中，世俗医学在欧洲历史上这一段危险时期不但得到滋养，并保存了下来，而且还被统合到体现***仁爱思想的服务之中（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医院的发展和普及）。最后，世俗医学在大学里的建制化保存了它与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把医学的地位提升为科学。”
中世纪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黑暗年代，然而科学在这一时期不仅得以保持，而且有所发展————虽然是在神学与科学间奇异的主奴关系之中发展的。然而对历史学家来说，发展终究是发展。讲到这本书的方法论，这一点也是要强调的，即作者不仅考虑动机，还考虑结果：历史上一个人要做什么，是我们理解他的因由；他做了什么，是其之于我们的意义，二者同样为作者所关注。
●《西方科学的起源》，［美］戴维·林德伯格著，王细荣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7月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