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藏书家张之铭的表谱学实践

    摘要：张之铭是近代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上海宁波帮商人、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表谱学实践是对中国传统纪年法的继承与发展，其工作主要有采用黄帝纪年，推敲《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出版《历代甲子纪年表》与《历代帝王纪元表》，编纂其他纪年研究著作，其价值主要为中外纪年对照，即中西对照和东亚文化圈中的宗主和藩属对照。

    关键词：张之铭；藏书家；表谱之学；黄帝纪年

Bibliophile Zhang Zhiming’s Practices in Chronology during Modern Period

Abstract: Zhang Zhiming was a protagonist of sinification of science, and a famous merchant as Ningbo Gang and bibliophile in Shanghai during modern times. His practices in chronology science wa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the work contain consists mainly of using Huang Di Annals, elaborating The Study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ra of imperial dynasties, publishing The Jiazi Chronology of Past Dynasties and Annals of imperial dynasties, compiling other works of chronology, its value is mainly calendar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suzerain and vassal state in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Keywords: Zhang Zhiming; Bibliophile; Chronology Science; Huang Di Annals

张之铭（1872－1947），字赉顺，号伯岸，又号觉岸，别号古驩室主人，晚自号遯翁，浙江鄞县南乡石路头村^①人，为近代沪上宁波帮商人、有名的藏书家^[1]。中国私家藏书史上，藏家一般都会利用自己的书藏，研究撰述。张之铭自不例外，曾利用所藏图籍，进行表谱学研究与撰述。表谱之学，为纪传体史书所分衍出的专门之学，属史学领域。20世纪初，在“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张之铭或许基于梁氏此“新史学”观，认为采用黄帝纪年的年表可作为沟通中西之学的桥梁、唤起国人爱国之心的工具而“心向之”，晚年尤甚。为此，他除了用黄帝纪年撰写《古驩室主人自著年谱稿》^②外，曾计划推出“古驩室张氏纪年丛刊”。此丛刊共6种，第一到第六种依次为《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二册）、《历代帝王纪元表》（一册）、《历代纪元年表》（一册）、《历代甲子纪年表》（二帧）、《读史鑑简表》（一册），以及增补乡贤万季野先生所编的《历代纪元彙考》（二册）。在上述丛刊中，《历代帝王纪元表》和《历代甲子纪年表》已出版，其他则为稿本。而在张氏所有的纪年作品中，尤以《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始创最早，用力最深，属“集大成”之作。

1  采用黄帝纪年

张之铭表谱之学实践既基于前人编撰的年表，又深受20世纪初社会背景的影响。前者主要指清代乾嘉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家李兆洛（1769－1841）所著的《历代纪元编》，其所附的《建元以前历代甲子表》，起自黄帝元年，年序按干支循环排列；后者为清末革命党人所主张的体现民族精神的纪年法——黄帝纪年。李氏年表虽然提及黄帝纪年，但与其他传统年表一样，使用王位纪年、年号纪年或干支纪年。张之铭认为，李氏等编的各类年表“散漫无统纪”，有“散珠布地之憾”[3]，故他自己在编纂各类纪元年表时，采用20世纪初曾有相当影响的纪年法——黄帝纪年一以贯之，以避免中国传统纪年在累积年代的不方便和易错性。

20世纪初，黄帝纪年至少有3种版本：一是《黄帝魂》一书，于1903年使用黄帝纪年为4614年；二是《江苏》等杂志，于同年使用黄帝纪年为4394年；三是《民报》，于1905年使用黄帝纪年为4603年。那么到辛亥革命年（1911年），这三处黄帝纪年就分别为：《民报》4609年，《黄帝魂》4622年，《江苏》等杂志4402年。武昌起义革命党则倡导以《民报》4609年为黄帝纪年。张之铭参考孙中山和好友章太炎的作品，并通过考究，则以武昌起义之年为黄帝4608年，那么民国元年则为黄帝4609年。根据近代《通问报》所载的《黄帝纪元说》[4]和现代学者考究[5]，张氏采用的黄帝纪年，比当时的各种黄帝纪年更为有据。

黄帝纪年的采用，反映了张之铭面对濒临瓜分危机的中国，所具有的“历史上”即“时间上”的中国一体性观念，对当今联系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在统一的中国情结之上，团结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向心力与亲和力，促进中国统一大业也有一定的意义。1995年新年第二天学者袁晓园在《光明日报》发文疾呼史学界勘定黄帝纪年作为中国的开国纪年，2007年以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等首倡的在中国知识界所兴起的一场有关黄帝纪年的讨论，2015年****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提出《设立轩辕纪年（XY）的理由与建议》的提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张之铭使用黄帝纪年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政治蕴涵。

2  推敲《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

《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虽未出版，但是张之铭的最倾力之作，曾经过多次修改。1915年，张之铭以横行书写编纂《新撰世界历史系统编年表》，是为张氏表谱学实践的开始。后体例变更为竖行书写，书名也改为《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年表》。1926年，修改重写时更名为《历代帝王纪元彚考》，1937年完稿时定名为《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在张之铭的各类稿本中，大多为手录未具之著，唯有《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自认为“用力最深者”，且已精缮成帙。20世纪50年代，此稿曾流于市肆。现代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潘景郑见之，遂斥金收诸箧衍，后还为此稿撰写一篇书评。

《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所引书目达60～70种，博览约取，可谓张氏纪元年表类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中、西纪元对照，力克之前一些年表的弊端，如改元交叉年处理的“明头埋尾”现象，正如其《凡例》所称：“古史于正统建元为特详。至篡窃僭伪偏割等之建元事实，恒多缺略。兹编汇集群籍，将建窃割等建元事实，详为论列，期臻完备……每朝嬗代鼎革之际，其建元数重复，如后朝即位之年，即前朝之末年，其间一年有二次改元或三次改元者，此等处大概略而不详，弃置脱漏，失其本真。此编并存其纪元之年数，使彼此交错，务明其兴替之迹，以征其实。”[6]

据目前的文献考证，《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是黄帝纪年在纪元表编撰实践中的最早运用，也是1949年之前编撰的屈指可数的采用中西纪元对照的纪元表。它不仅有“正前人之讹漏，补史编之缺失”之功，更为曾经昌行的黄帝纪年法提供了表谱学基础。另外，此稿也具有纪事年表的特质，附有大事记，尤其对于1840年**战争以来的辱国丧地之事件（如中英**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均一一罗列，反映了作者的寓意深远，正所谓“非寻常载笔所可拟及”^[6]。

3  出版《历代甲子纪年表》与《历代帝王纪元表》

《历代甲子纪年表》1938年11月由上海实学通艺馆石印发行，为“古驩室张氏丛刊”最早出版的。张之铭初创该表时名为《历代帝王纪年表》（一帧），“暇时反复校勘，自觉多舛误，屡作屡辍”，1937年完稿时更名为《历代甲子纪年表》，并分上下二帧，每帧列40甲子、计2400年，上、下帧分别附有编写说明和《历代甲子纪年表表例》。上帧自黄帝始甲子至周赧王十七年，下帧自周赧王十八年迄民国192年（填写至民国92年，后空），上下共4800年。每帧以60甲子分列3行，横列甲子数，每隔10年横列黄帝纪元年数。列入此表纪元系统的包括历代帝王的全部正统者、部分偏统者（如后羿、寒浞、王莽），而“限于行格”僭伪割据之局（如宋时的辽、金、夏等）则不收入。另外，一些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表中也有注明（如西周昭王二十六年、黄帝1672年、甲寅年释迦(牟尼)降生，明孝宗宏治五年、黄帝4189年、壬子年美国大陆被发现）。全表连续系统，整齐划一，检索简便，对读史考古者大有裨益，正所谓“是表之编，期诸实用，读史考古者或不无裨补”[7]。不过，西历纪元未附表中，需读者自行推得（《历代甲子纪年表表例》附有推算方法）。

《历代甲子纪年表》未附西历纪元的这个缺陷，由后来出版的附有西历，并涵盖古今正闰年号以至“僭窃”、“外藩”等的《历代帝王纪元表》得到了弥补。《历代帝王纪元表》也可谓《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的简本，1944年由上海实学通艺馆印行，为“古驩室张氏丛刊”的第二种。此表“每帝王建元始，上列黄帝纪元年数，次列西历纪元年数（中西纪元以对照之），（再）次列岁干支；其建元之末年亦如此例”；在黄帝纪元前后，每一世帝王为一格，至汉武帝辛丑始建元，每一建元为一格。全书分正统系、闰统系、无统类三编，并简述正名定分的要旨。书末附有《明末诸王年表》、《周成王始封周公世子鲁公伯禽迄春秋末世系年表》、《春秋后鲁公世系年表》，以便查考。据传，《历代帝王纪元表》一书，张之铭曾寄送给***一册，签名抬头为“蒋为总裁”[8]。关于此书，曾任浙江镇海县众议院议员、海晏乡自治委员的胡仰瀛曾称道：“特开庐山之面，足夺前贤无数之席位……使数千百年之局了如指掌，尤足以助世界观念。”[9]潘景郑曾评价说：“致力精勤，启往昭来，为不可及。”[10]201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见贾贵荣、耿素丽选编的《历代帝王纪年研究资料汇编（第八册）》）。此书之价值，可见一斑。

《历代甲子纪年表》与《历代帝王纪元表》的公开出版，以及它们的介绍[11]^{, [12]}或发行广告[13]的刊载，使得张之铭对传统年表继承与发展的表谱学实践在一定范围内为世人有所了解，也为当今学人研究20世纪上叶年表编制的黄帝纪年法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4  编纂其他纪年研究著作

张之铭撰写的纪年研究著作，除上述的《历代甲子纪年表》、《历代帝王纪元表》、《历代帝王中西纪元彙考》、《读史鑑简表》等外，还有《历代帝王正僭纪元简表》（一册，1928年完稿）、《历代建元类聚考》（一册，附《历代年号相同考略及补编》，1928年完稿）、《历代纪元年表考略》、《新撰朝鲜日本国年表（合编）》、《新撰**年表》、《新撰琉球国年表》、《古驩室主人自著年谱稿》（1938年撰）[14]，以及文章《****佛生灭年月异同考》（载《觉有情》1944年第125-126期合刊）等。其中《新撰**年表》、《新撰朝鲜日本国年表（合编）》对了解中国同朝、日、越等近邻的历史文化交流，明晰中国特色的宗藩关系尤具意义。

朝、日、越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张之铭深谙此道，在晚年编纂了涉及新罗、高句丽、百济、朝鲜、渤海、南诏、日本、柔然、**、蒙古等国的《东亚各国帝王纪元表》一书。后为明了起见，特将其中的重要各国改编为《新撰**年表》、《新撰朝鲜日本国年表（合编）》。两书的年表体例一致，均列有干支、黄帝甲子纪年年数与西历纪元年数、中国历代帝王建元、**（或朝鲜、日本）国王正僭建元及记述重大事件的补考栏。这些年表，不仅彰显中国在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对其藩属国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同近代西方国家间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现这两书的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库，可为后世学人查考日、朝、越的朝代与历史，更好地了解中国同它们的历史交融提供参考。

5  结语

张之铭是近代黄帝纪年在表谱学领域的积极践行者，即围绕王位纪元和甲子纪年，对帝王纪元中交替时期的复杂情况进行梳理，在维系传统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他的表谱学作品，既有年谱也有年表，既有纪元表也有纪年表，其最大价值就是中外对照，包括中西对照和东亚文化圈中的宗主和藩属对照，为人们了解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知识。张氏的表谱学实践，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浙东文化的熏陶和长驻日本、上海的经历息息相关。他的纪年研究主要集中在尊帝统、别正闰、考重号、广稽核等方面，方法以立表为主。他的表谱之学实践，是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对其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观念中国化的基础之上，可谓中西汇通、继往开来，在嘉惠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同时，也有补益于生物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工作者。据此，亦可窥观清末民国时期类似张之铭这样的科学中国化实践者、商贾藏书家之文化观、历史观和爱国情怀。

注释

① 石路头村今属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

②《古驩室主人自著年谱稿》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