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细荣
虞和钦，字自勋，仕（官）名铭新，1879年12月11日（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海晏乡柴桥街上境后街（现属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的一个儒贾世家。因诗尊杜甫，他被时人号为“宁波杜工部”；因1916年诗作《过居庸关》中有“空谷不田砂滚滚，乱山无树雪皑皑”句，有时被时人称为“虞空谷”；因名其居曰“莳薰精舍”，被后人尊称为“莳熏先生”。
任山西省教育厅长时的虞和钦
虞和钦系清末民初“过渡时代”游走科学、教育、军政界、实业界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与同时代的中国其他新型知识分子一道，取代西方传教士而构成20世纪初科学中国化实践的一支重要力量。
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的**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1552－1610）带着一批科学书籍、三棱镜和地图等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史序幕，亦标志着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开始；而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被视为西学东渐的历史终点，也标志着西方科学在中国扎根和科学传播内容开始与西方科学的发展大致同步。这种产生于欧洲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称为“科学的中国化”过程。
受浙东家乡文化和儒商家庭教育的濡染，虞和钦的科学中国化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宁波帮特点，如以学缘、地缘为纽带，结成科学传播团队；以实业为目的与手段，研习与传播科学；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以桐城派的语言风格为著译旨归，力求科学传播的平民化。另外，他的科学中国化实践，多为始创性的工作，即表现出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或独自创造了不少“中国之最”——创设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组织之一“实学社”；开设我国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的第一家造磷工厂——灵光造磷厂；创办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科学仪器馆；最先将化学元素周期律引介入中国；首次在国内推广“某化某式”的无机化学命名法；创办理科传习所，开国人自办理科速成教育之先河；创办、主编我国第一份冠以“科学”二字的期刊《科学世界》；在国人中最先撰写介绍中国地质的文章《中国地质之构造》；建立首个系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在国内创立最早的化学社团“京师化学会”；开办中国首家“完全国货”的民办硫酸企业开成造酸厂，并任该厂股份有限公司首任经理。虞和钦尽管还称不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然而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以其孤特的方式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及科学传统在中国生根，堪称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弄潮儿、中国近代化的推波助澜者。
虞和钦创办、主编的期刊《科学世界》创刊号封面
中国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虽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乃至精神气质与社会行为等方面截然不同，但都有一共同特点，即“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虞和钦少时诵经读史，作文写诗，弱冠后改业科学，虽成绩卓尔不凡，但入仕，特别是从军后，便少有涉及，而于诗文习作，却一以贯之，且年愈长其功力愈湛深，为近代一作手；中年起，他又开始钟情于古琴、书法、舞蹈等艺术；晚年，他曾一度隐于诗、书、画、琴、舞，自号“五隐先生”。正所谓早岁“徳涵新旧，学贯中西”，晚年“隐居沪渎，自号五隐”“乐诗，好舞，癖书，而又海上第一藏琴家也”。作为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着力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虞和钦也具中国传统士人的共同特质，即将诗文、琴棋书画作为修身养性所必须掌握的技能，但他更是能从这些艺文活动中汲取思想养分，使其科学中国化实践具有人文情怀，在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像许多新式知识分子一样，虞和钦在由传统士人转变为近代“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积极实践者时，也有一个理智与情感的分离，即在理智上他毫无疑问地崇尚西方科学，但在情感上却免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缱绻不舍。因此，他在科学、实业、行政之余，也作诗撰文，以为后学者倡，并于此颇有识见，正所谓“天地间事无一不幻，往者谁是我，今后我为谁，欲使长留天地间，须争松柏于岁寒，然无文字因缘，得供鸿雪之资者，大抵与草木同腐”。他一生笔耕不辍，诗文方面的著述也颇丰。其刊印的诗文集有《和钦文初编》《诗稿待删（卷一至卷十六）》《徐虞于喁集》，刊印的诗文识见专著有《文辞我见》《诗板臆论》；未刊书稿有《莳薰丛谈》《闲窗趣谈》《五律散偶法式》《仄韵五律选》《杜韩五言古诗类纂》《杜古四品》《唐宋五家诗韵纂》《古文辞家纂》《七古三体选》《虞氏一家诗》和一些诗集（1936年之后所撰）等。虞和钦撰文，上追汉之两司马，近宗桐城散文派；而作诗更是擅长，力求“得李（白）之清俊，而去其放佚；得杜（甫）之浑雄，而去其拙滞”，多以比兴、叙事写情，深化题旨。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扬州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张秋虫（1903－1974）曾评价说：“甬上绩学才人，同时享盛名者，冯君木、陈屺怀两先生外，惟先生独张一帜，堪与鼎足焉。”甬人学者张美翊和冯君木、陈屺怀是晚清、民国间浙江学界公认的“浙江三杰”。尽管张氏将虞和钦替代“三杰”之首的张美翊有不妥和刻意拔高之嫌，但据此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虞和钦诗文在当时的影响力。客观地讲，虞和钦的诗文总体上还是沿袭我国古代一些大诗文家的传统，少有超越，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过，他的诗文所蕴涵中国士人普遍所具有的那种忧患意识、家国情怀，即文辞服务于精神，以求“质”胜于文的特征还是别具一格的。
2019年8月31日，收藏家徐灵岩在太原图书馆展示虞和钦于1923年斫制的“蕉雨”古琴
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四类，而文人音乐的代表就是古琴。2003年，作为一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的艺术形式，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士出身的北宋古琴家崔遵度（954—1020）认为：“颐天地之和，莫先于乐；穷乐之趣，莫近于琴。”故音乐构成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众乐中，琴居首位。虞和钦自不例外，曾谓：“最美、最足感人之乐者，惟琴。”他在晋为官时与古琴结缘，其后半辈子于操琴、藏琴、斫琴上均闻名于琴界，在琴论和琴学传播方面也有所作为。虞和钦于古琴上的兴趣和作为，同他弦诵的经历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等原因有关。“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数千年来，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儒家中正平和的情怀和道家超凡脱俗的境界，即它已超越了音乐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和理想人格的象征。对虞和钦而言，自不例外，古琴已成为他中岁后的处世之器、修性之具。当然，其尽显儒雅之风的古琴弹奏、琴论，尤其是古琴收藏，在中国近代琴史上应是不可或缺的。
1933年8月21日《申报（本埠增刊）》头版以“现代名人书画”为题刊载的虞和钦书法作品、前一年诗作《书愤》
虞和钦是一位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式知识分子，除琴棋书画外，亦好舞蹈，积极倡导欧洲新式社交舞。他的书法、舞艺已超乎伦辈，曾在20世纪30年代退隐市井期间，授徒传艺，在一度解决自己生计的同时，为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新式社交舞及其承载的西方文明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虞和钦幼时曾临赵（孟頫）董（其昌），成人后自觉此体笔力欠佳，便于1924年夏，在冯玉祥陆军检阅使使署任事时，得暇学绘山水画，改临魏碑，以求达到先刚后柔、刚柔相济的境界。他的书法艺术与他的文化情感也是相呼应、相融合的。虞和钦关于诗文的“刚柔观”，联系着他书法崇尚魏碑的审美志趣。其实，书法与诗文、古琴一样，也只是虞和钦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外在表现，真正的风雅和豁达则是源于他那士人内心深处要求刚柔相济的“**”。故透过虞氏所挥洒的笔墨，人们不难窥见其既具雄浑高远的气象，又有温柔敦厚之心态，进退间透出一股爱人爱世的真儒之风，雅俗中彰显了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大自然的审美感悟。这或许就是他所追求的“神气味韵”。如果说虞和钦的诗文、古琴、书法实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那么他的舞蹈实践则主要是对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扬弃和传播。虞和钦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创办的国际舞学社以及他审校、出版的社交舞教材《新式社交舞术》等，在当时是较有影响、受人注目欢迎的，以致于在1939年1月底2月初《迅报》对上海一些专门教授标准舞的教师介绍中，位列第一（这些教师有韩森、马飞麟、钱宗廉、陈详、严工上、敦伟英）。随着风行的变化如烟云流水，它们现已不见经传，但其对西方舞蹈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为现代社交舞在中国的普及、规范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虞和钦也将西方社交舞中的人文主义和革新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趣味，带进了中国人的生活，进而促进近代中国社会从“文明”到“文化”的过渡，正如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所言：“早年认为男女合群手舞足蹈‘有伤风化’避而不观的中国人，随跳舞潮流由领海一带向内陆澎拜涌来，其旧有之念渐次华离犋碎。”
1935年9月，虞和钦经营的华亭书屋出版的他和严工上审校的国际舞学社专门教材《新式社交舞术》封面
（原载《北仑新区时刊》2019年12月9日第6版，原文链接：
徳涵新旧 学贯中西.pdf；微信公众号“北仑文体旅游”“阿拉柴桥”，于虞和钦140周年诞辰纪念日，即2019年12月11日，分别以《今天的头条，属于他！》《今天，是属于他的日子！》为题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