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第六版 前言

前  言

古今中外，凡学术研究之集大成者，一般都非常重视搜集和利用文献资料。中国儒家经典之一《论语》的《八佾》篇中记载着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论事有据、注重文献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的缘故。”[1]牛顿所谓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现在解读为：充分地占有和利用文献资料，从前人研究的“终点”中找出自己研究的“起点”，从而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上述孔子和牛顿的言论，充分说明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搜集文献资料的方法很多，其中文献信息检索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它同时也是扩大资料来源的重要途径。文献信息检索在学术研究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献信息检索有助于学术研究新手的成长。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新手（如研究生）需要具备三方面的基础，即历史、方法和视野，而这些都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以获得的。一个人在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首先要了解学术史和学科领域的历史，知道在这个领域前人做过什么，自己应该研究什么。同时，他们也可从文献信息检索实践中，了解前贤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这样自己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才会有宽阔而创新的视野。

第二，文献信息检索可避免重复研究与重复报道。在现代通信条件和网络环境下，学术界存在的问题一般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共知，因而类似课题的探索会有相当多的学者同时在进行。谁能最先取得研究成果或发表研究论文，谁就是成功者；谁迟来一步，就会成为无效劳动的落伍者。学术论文的写作同科研选题立项一样，必须通过文献信息检索（即查新、预查新）来掌握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动态、进展。通过文献信息检索，可获得大量同类研究的相关报道，并从中吸收有益的启示或参考数据，从而有助于缩短科研周期，或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论证依据（这种根据，不仅表现在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的引文里，而且也表现在学术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

第三，文献信息检索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质量的提高。评价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价值的依据：一是内容质量是否胜人一筹；二是发表时间是否先人一步；三是同类课题是否有高人一筹之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大量文献信息的比较、分析才能作出评价。而要获得大量对比资料，则需要通过文献信息检索才能获得。总之，要提高学术论文质量，离不开文献信息检索的支持。影响文献信息检索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检索设备是否具备，检索人员的素质是否胜任，科研人员的信息意识如何及是否善于提出检索提问。这三个因素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任何薄弱环节都会影响文献信息检索质量；而检索质量差，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

在学术研究中，文献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又是研究工作的终结，其作用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全过程。文献信息检索与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程序之一的学术论文写作又是相辅相成的——文献信息检索（沉浸在文献中）的最终目的之一是撰写学术论文，论文的写作与发表过程有助于作者在文献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2]；而且当今学术论文“正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新手们所热望的东西，同时也是他们被训练的目的。”[3]

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纷纷将原隶属科研部门的**机构划归图书馆，实现图书**统一归口管理，这亦标志着高校图书馆由服务教学为主进入到服务教学科研的时代。1981年10月，教育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提出高校图书馆的任务之一是“开展查阅文献方法的教育和辅导工作”，第一次把文献检索的教育任务和高等学校图书馆联系起来。一部分高校图书馆也开始为学生开设专门的图书馆用户教育课程——文献检索与利用（以下简称“文检课”）。198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84〕教高一字004号），之后的1985年、1992年、1993年国家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就文检课又先后颁布3个文件，从而使文检课在更大规模和层次上展开，并在高校已产生重大影响。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不仅有“四当”之说[4]，更有“校园里另外一种教授”之誉，其主要任务在于支持教学与研究，它有责任使图书馆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与合理使用，有义务倡导资源开放获取。为此，图书馆用户教育成为当今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而其开设的文检课等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则是用户教育的主要形式。不过，基于“互联网+”思维的“世界图书馆”理念和国际图联新近发布的《数字素养宣言》，高校图书馆为学生开设的文检课不能仅停留在教授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这个层次，应当提升，即应该为提高学生的出版素养、数字素养等信息素养服务；在文检课教学中，应当将文献信息检索看作学术研究的基本要素，并置于整个学术交流的链条中。

10余年前，笔者在编写文检课教材时，就试着将“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置于同一体系的叙说框架中，名曰《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并于2006年8月出版。之后其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又相继付梓。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笔者当然也笃信：像图书馆的其他服务工作一样，这类教材的编写，不仅是技术活、体力活，而更应该是“心活”。由于服务都是互相的，所以“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拙著倍受师生的青睐，先后被全国300多所高等院校选用为相关课程的教材，其发行量也节节攀升。特别是，第四版于201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入选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等专家推荐的优秀图书“人文社会科学通识类”（共100本）下的“经济管理类”（共10本），被笔者所在的学校评为优秀教材；第五版被遴选为笔者所在高校的“精品本科”系列教材，并荣获2016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教材大赛优秀奖。另外，亚马逊网上书城、当当网上书店等电商平台上，购买此书的用户对本书几乎也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万物不会有尽善尽美者，本书自不例外。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信息环境的变化（如“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出现、“大数据”浪潮、“互联网+”理念、“开放数据”运动）、学术生态新出现的不和谐声（如“同行评议”造假，如自己给自己“审稿”），再加上国家教育部于2015年12月31日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进一步明确，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素质课程体系建设”，笔者在学术研究、教学实践、编辑出版、图书馆服务等活动中，逐渐发现《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第五版）》已有一些不合时宜之处，亟须修订。当然，之前广大师生和一些专家对本书的肯定和厚爱，是促使笔者着力此事的最大源动力。

本书第六版写作中，保留前面几个版次的主要特点，如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融合，尤其是第五版无缝嵌入不少与学术出版相关的知识点[5]，更着重对第五版中的一些术语、叙述在科学性、确定性、规范性等方面进行改进，对部分章节内容进行删减、调整、更新、补充，具体为：

⑴把握时代脉搏，注重思想的引领。例如，第2章在介绍文献信息检索工具的概念时，指出检索工具已具有网络化特点，即在当今计算机及其网络的“第五媒体”时代，文献信息检索工具已超越传统的具有末端结点的树状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度、互相联结、没有最终结点的网络；第11章第11.3.3节在介绍学术论文成功发表的策略，谈及如何应对科研评价的原则时，指出应考虑是否在当今“量化至上”和“以刊评文”的科研评价倾向与论文学术质量本身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⑵根据最新的工具书、标准或法律法规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例如，第11章有关参考文献著录的介绍，就是根据新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进行修改的；前几版中“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的提法，就是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修改为“1949年后”“苏联”的。

⑶ 部分章节增加了一些知识点。例如，第1章的“检索的基本原理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之分”；第2章的古籍检索工具、民国时期图书检索工具，中文期刊检索与评价工具《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第3章的“网络信息资源的评估”“大数据类数据库与数据交易平台”“大数据导航”，全文传递的“微信推送”；第5章的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子库“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第7章的“易阅通”等专题电子图书数据库；第9章的“团体标准”；第10章的《北京条约》《马拉喀什条约》中有关合理使用的内容；第11章的学术道德规范“底线”、学术论文发表“技术性检测”。

⑷对第4章至第9章中涉及文献数据库的内容，均根据相应数据库的最新版本进行了更新，而对个别仍然在使用的旧版数据库，其简介与利用指南则以网络在线的方式给出。另外，针对手机阅读人群逐年增多的趋势，不少数据库均增加手机终端获取文献信息方法的介绍。

⑸为方便选用教材师生的即时信息获取和使用心得交流，本书著者在第六版出版的前夕申请了一个与本教材相配套的微信公众号“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广大用户可扫描封底上的二维码关注。

总之，本书的第六版沿袭了之前各版次的优点，改进其中欠妥之处，一以贯之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发展相统一，书目指导与学术素养、信息素养教育并用的原则，并紧跟信息技术、图书**与科研管理工作的时代步伐，与时俱进。

探究文献信息检索之方法是众人之事，必须善于撷取他人之长，同时介绍文献信息检索之技巧又是个人之事，须推陈出新，善于阐发一己心得。因此，本书虽是融百家之长于一炉，但我们更求炼特色之钢而铸剑，以形成独特的风格，给出一些人所未提的新信息，传递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观念，力避当今国内教材编写普遍存在的拼凑和功利性等弊端。

目前，编写教材被一些人视为一种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童子小道”，且广被诟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物理学思想家、物理学教育家，哥本哈根学派最后一位大师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 1911—2008）曾经说过：“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6]惠勒的惊人之语与我国南北朝北齐的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之“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7]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亦诠释了笔者“偏向虎山行”的心境：所有言说与文字的努力，除了要表达自己已经了解的一切之外，更是要力求明白自己尚有多少不曾了解的事物。

本书能够如期、如质完稿，与笔者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他们对信息时代科技**事业的透彻理解是这项庞杂的工作得以持续的动力源泉。笔者的文检课教学同仁郭培铭、张佳等老师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通读了书稿，其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最终促成了本书以现在的模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也应特别感谢本书之前几个版次的合作者韩玲、张勤、吕玉龙、李仁德几位老师，是他们的引领、帮衬，才有这本书的问世。笔者的共事者宋利敏、刘廷蓉、陈岚、张伟、胡献芳、蒋洁、严霞、方明、毛晓燕、龚宇花、宗良、邢耐生、包颉、王吉霞、徐梦琪等，笔者的友人或业内同行崔如芳、王文、杨眉、王芹、周斌、潘岚、冯旭芳、何建英、陈静怡、徐志华、周文彪、卫东浩等，对本书也是贡献不少。另外，也得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追求卓越的事业发展方略使我非常钦佩；尤其是策划编辑潘新先生，对我扶掖尤多，使我感怀至深。在我心中，他们这些出版人不仅是当今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赞助者、参与者，更是培育我们中国图书**学之树，使之挺秀成荫、汇入中华文化之林的最可敬的园艺师。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在图书**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人们从信息的海洋中获取有价值的文献已变得非常便捷。同时，各种文献数据库和检索手段又发展迅速，用户常常会觉得自己犹如“明日黄花”。这一点，即便是图书**学研究者和图书**工作者也深有同感，笔者更不例外。因此，本书的书稿虽几经修订、改版，但斧凿之痕仍不时可见。由于编著者的学力和学识的局限，加上时间仓促，书中一定存在纰漏或不足之处，谨请专家与读者批评、赐教。编著者电子邮件为：wxr272@163.com或402838163@qq.com。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编著者阅读了大量国内外专家的论著、博客、微博、微信或相关课件，并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启示，但未能在注释或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在此特向他们致歉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细荣   

2017年10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