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学书室出版与发行研究

赵学舟  王细荣（通讯作者）

【摘要】普通学书室由亚泉学馆更名而来，其出版与发行的宗旨与亚泉学馆既一脉相承，延续了亚泉学馆传播自然科学的风格，又有所创新，出版书刊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文章以普通学书室为研究对象，介绍其身世，分析其图书与期刊的出版发行状况，阐述其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普通学书室的出版理念，以及传播科学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值得后世出版人借鉴。

【关键词】普通学书室  普通学报  出版与发行  亚泉杂志

自**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外国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对我国进行侵袭。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引起了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进步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乎知识阶层就中国图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西学救国”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但对于传播“西学”至关重要的出版环节，却掌握在教会机构的西方人手上。当时影响力较大的广学会、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等，均是西人所办，正所谓“有名之印字馆皆教士所立”。面对教会出版机构的强势输入，中国近代著名的出版人杜亚泉（1873

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意识到我国“将来进步之事”，可能须“借外力以成之”¹，于是身体力行，投入到民族出版的潮流中，创办了亚泉学馆，后将其改名为普通学书室。杜亚泉一直反对当时社会政治为上的风气，宣扬“艺重于政”，此“艺”即指科学技术。亚泉先生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强国重要性的新型知识分子之一，该理念贯穿其整个编辑职业生涯。他创办并经营的亚泉学馆与普通学书室，也一直致力于培养科学人才，编译科学书刊，竭力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传播到国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科学中国化的进程。

亚泉学馆作为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亚泉杂志》的编辑及出版机构，已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研究，但其更名为普通学书室后的那段历史，却鲜有系统介绍。普通学书室经营时间虽短，但其出版的期刊、译著及“普通”系列教材等图书，对我国近代科学的传播、新式教育的推广均有重要的意义。此文拟以普通学书室为研究对象，介绍其基本身世，分析其出版与发行的特点，阐述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等。

一、普通学书室概述

杜亚泉少年时期就具有革新精神。18岁时，他已深知“括贴非所学”，感叹考据词章“汩人心性”，而科举“误人身世”，因此自学东文、理化等西学，无师指点却能得其要领。那时，他深感在西方列强强势侵略下，没有科学武器的清政府难以与之抗衡，从而将“科学救国”的信念植根于心。1900年秋，杜亚泉来到上海，将原名更为亚泉（亚为氩之省笔，泉为線之省笔，有自谦“寡合”之意²），并以此名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书刊，招收学员传授理化知识，以致于有学者称亚泉学馆为“中国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学”³。

亚泉学馆出版发行的《亚泉杂志》，是我国最早的自然科技期刊，以“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为宗旨⁴。《亚泉杂志》为半月刊，从1900年11月创刊至1901年6月终刊，其中几期有所延误，至终刊为止共出版10期。由于当时“杂志”两字是从日本输入的，加上《亚泉杂志》封面设计比较花哨，不是用传统的题签方式，且其出版时又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因此被国人误解为日本人所办《亚东时报》的续刊，常称其为“大日本亚泉学馆”“大日本亚泉杂志”等⁵。1901年7月，杜亚泉为避免此种情况继续发生，在**的资助下，将亚泉学馆改为普通学书室。

亚泉学馆更名的原因或许也与其出版的《亚泉杂志》举步维艰有关。从《亚泉杂志》广告页中的一些叙述可以判断出亚泉学馆当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经营难题，从而加剧了杜亚泉另起炉灶的行动。如该杂志第5期就曾提及亚泉学馆人手不够，又加上“图式太多，排工甚费”，以至于杂志发行延期的问题。杂志第7期中提及，当时亚泉学馆忙于编辑“辑算学书”“印铺生意日繁”，又一次印证了亚泉学馆缺少人手的事实；“杂志中字式往往须另铸铜模，甚为费时”，反映的则是出版印刷技术的落后是延误《亚泉杂志》发行的一大原因。随后出版的第8期上则提到：邮政司规定杂志按照印刷物投送，因此需要增加邮费。这使得本就薄利的《亚泉杂志》又要以定价的三分之一用作邮费，因此更加入不敷出。无奈于各种现实因素，“《亚泉杂志》出版十期后，或许由于太专门些，发行量少……亚泉学馆于是改设普通学书室。”⁶

普通学书室当时设在上海棋盘街，其出版宗旨与亚泉学馆一脉相承，编译刊行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编辑出版科学期刊，同时也发行本室和其他出版机构的书刊。1902年夏，杜亚泉将普通学书室的经营交由他的胞弟管理，他自己则赴任浙江南浔庞氏浔溪公学校长，1903年返乡与人创立越郡公学，并任该校理化博物教员和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1904年秋，杜亚泉经好友蔡元培介绍，加上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夏粹芳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当时的普通学书室营业疲顿，杜亚泉便将书室并人商务。次年8月13日，普通学书室在《申报》上刊载一则广告，上面写道：“本书室今已收歇，所有寄售各书号于一礼拜内在三马路大平坊恒庆绸庄提取，逾期概不认赔，特此通知。”⁷

二、普通学书室的图书出版与发行

普通学书室创办短短的三年期间，广纳海内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水平较高的作者群以及编辑团队，因此编辑并出版了一批优秀的书籍。除了自行编辑的书籍外，普通学书室还代行国内其他机构出版的优秀作品，且另有专人在海外搜集先进的读物，以期“随伴文明之进运，企图出版之事业，以为书业改良之嚆矢”⁸。对此，《普通学报》第1期的广告写道：“本书室搜罗最新出版之书，凡制造局、南洋公学、益智会、广学会及一切译书诸家，均有联约贩卖。本书室兼售东西文书籍，有最新之东文科学书出售，有专友在日本与东京各书林联约贩卖”⁹。第2期74页亦有类似的广告：“本书室现有一种英文小说书（即Mermaid Series：the best plays of the old dramatist——作者注）寄售，系彼国古时演曲者所作之词曲小说，共十八巨册，每册价洋二元。本书室兼有英文各种课本及拼音、作文、写信等书。又大小英文字典、华英字典和词林及英文文典、史记、地志、算学等书出售”¹⁰。由此可见，杜亚泉创办书室的初衷是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给国民，而全无“商人”之顾虑。

在普通学书室刊行的图书中，尤以“普通”系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光绪皇帝颁发的兴学诏，各个地方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同时逐级设立蒙养学堂（相当于幼儿园）、小学堂、中学堂。杜亚泉抓住这个机会，延聘翻译和精通西学方面的人才，在原来已经印行《普通矿物学》《普通新历史》等教科书的基础上，继续刊行《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文典》等。这套“普通”系列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专为中学堂编译的新式教科书，尽管因初版比较匆忙，原印本间有讹字等，但后来普通学书室的重版以及随着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印书馆而由商务印书馆的重版，均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学科的最新水平。其中有些教材在多次补充与完善后，一直使用至民国。例如，《普通新历史》初版发行一个月后出版《校正普通新历史》，对初版进行了订正和删改；1902年普通学书室又出版了增补近年事实的《增补普通新历史》；1913年商务印书馆又在《校正普通新历史》基础上出版了《增订普通新历史》，至1917年农历八月已至28版¹¹。另外，作为“普通”系列教科书的补充，普通学书室也刊行《世界大事年表》《新式地文学问答》等学堂教学参考书。

根据《普通学报》广告页中的出版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笔者整理出普通学书室出版的图书信息（见表1）和仅发行的图书信息（见表2）。这些图书包括普通学书室前身亚泉学馆初版、后由普通学书室发行的图书。

表1  普通学书室出版的图书一览

表2  普通学书室仅发行的图书一览

如表1所示，普通学书室编译出版了中学堂“普通”系列教科书以及其他专著，内容广泛，涉及物理、化学、文学、数学、植物学、农学、教育学、史学等学科。此外，普通学书室还代售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优秀出版物（见表2），如上海作新社、译书汇编社等的出版物。可见，杜亚泉先生是希望借由普通学书室，打造一个适合全学科的学术交流基地。这在科学本土化早期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创举。即使普通学书室未能长久地存续下去，但其经营理念值得后世学习。

三、普通学书室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普通学书室自行编辑出版、发行的期刊有《普通学报》。《普通学报》为石印小本子，每期约40页，连史纸印刷，编辑人杜亚泉。该刊为“文部之先声，学生之好友”¹²，其主要著者有杜亚泉、吴稚威、谢洪赉、周天鹏、周美权、林琴南、魏充叔、蔡寉庼（蔡元培）、汤济沧、林蕊初、赵楚惟、虞自勋（虞和钦）、陆应麟，日籍著者有竹溪腾谷、樱溪横山、鹿山柏崎、田边新、石田羊、素轩野村、梅山弓削等。

 “普通学”一词是清末时期对基础学科的统称，与之相对的是“专门学”。因此，承继《亚泉杂志》的《普通学报》，又增加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如经学、文学、外国语学等，使得期刊的学科类目更加全面。并且原来排列无序的文章被系统地分成八个栏目（版块），每一期杂志的目录页大都清楚地按顺序列出经学科、史学科、文学科、算学科、博物科、格物学科、外国语学以及学务杂志这八个栏目和栏目下的文章名，更加便于读者查找兴趣相关的学科。其中经学科栏目包括心理、**、政法、**、哲学等次级学科，史学科栏目包括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志、外国地志等次级学科，文学科包括**、文典、修辞、诗歌、小说等次级学科，算学科包括数学、形学（几何学）、代数、八线（三角函数）等次级学科，博物科包括矿物、植物、动物、身理（生理）等次级学科，格物学科包括质学（主要指物理学）、化学等次级学科，外国语学科包括英文、东文等次级学科，学务杂志包括学堂教科、学堂章程、新出图书评刊、海外留学通信等类¹³。《亚泉杂志》的内容仅限于算学、化学、物理学、航海、天文大气、地质矿产、蚕业、地震等，涉及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栏目有互相问答、算题答问、化学答问等。可见，与《亚泉杂志》相比，《普通学报》拓宽了学科门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重，因此在知识传播上更加系统和全面。

除了设定八个栏目外，《普通学报》为月刊，并采用代售机制。这可以从该期刊第1期刊载的《章程揭要》看出：“凡派报者提价十分之二，须有介绍人或先付报费几成。”¹⁴ 期刊发行范围亦拓宽到苏州、扬州、宁波、杭州、绍兴、南浔、无锡、南京、嘉兴、广东、江西，由各地的书室或学馆代售。定购全年一元五角，十期止；定购半年八角，五期止。

此外，杜亚泉先生在经营普通学书室期间十分重视对于期刊编撰团队的培养，还规定每篇发表在《普通学报》上的文章都须标明其作者，尤其是当时的名家，因此形成一批相对固定、层次较高的作者群，这从《普通学报》创刊号《章程揭要》中列出的“执笔赞助”人名字可见一斑。这些“执笔赞助”者有林琴南（纾）、蔡寉庼（元培）、王琴希（季点）、魏充叔（易）、周美权（达）、林蕊初（克家）、龚子英（杰）、陆应麟（鹤）、谢洪赉（鬯侯）、钟宪鬯（观光）、叶浩吾（瀚）、虞自勋（和钦）¹⁵。表3列出了已刊行的《普通学报》主要撰稿人、文章所属学科以及撰写篇数。从表3可以看出，蔡元培、周美权、谢洪赉、虞和钦发稿量共26篇，《普通学报》共刊登文章97篇，占总文章约三分之一。这批作者在该刊停办后，陆续成为《东方杂志》《科学世界》等期刊的重要撰稿人。另外，杜亚泉自己亦有多篇文章发表在《普通学报》的各个栏目。

表3 《普通学报》主要作者及其投稿篇数一览

注：统计中，未注明作者或作者为普通学书室编译所的文章均未统计。

除发行《普通学报》外，普通学书室也发行《科学世界》。从1901年10月首刊至1902年5月终刊，《普通学报》共计出版5期。作为《普通学报》的替代，上海科学仪器馆于1903年3月创办了《科学世界》。对此，普通学书室在《科学世界》前3期刊登广告云：“今因同志诸君另办《科学世界》，未能再续。凡订阅《普通学报》十期者，除前寄五期外，其余五期即以《科学世界》三期交换，仍由普通学书室发行。”¹⁶ 另外，考察《科学世界》撰稿人队伍，发现《普通学报》的多数作者后来成为其重要撰稿人，加上两期刊风格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科学世界》为《普通学报》的延续¹⁷。

有的学者指出，杜亚泉任主编的《中外算报》为普通学书室于1902年2月刊行的月刊，设有“文编”“演说”“译编”“来稿”“课艺”“问答”等栏目，编译收录了微分学、平面与立体几何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学、三角等教学参考资料，是20世纪初我国的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数学研究和教育¹⁸。其实，截至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外算报》为杜亚泉主编、普通学书室刊行。1902年2月2日，《南洋七日报》第21期“专件”栏目刊载《中外算报叙》，其中写道：“世界之教育，普通学为第一；算学者，通学科中之普通学科也。”¹⁹ 该文后刊载的《中外算报馆附属算学馆略章》中又有“本社以讲求普通学为主义”之说²⁰。也许其中也有“普通学”的字样，《中外算报》才被后世认为是杜亚泉开办的普通学书室刊行。但《中外算报》实则为赵连璧（字星衫，算学学者，江苏扬州江都人）编撰，由中外算报馆发行。《中外算报》创刊于1902年3月，1903年3月出版第6期后停刊，其中前3期上海图书馆有馆藏²¹。

另外，根据《普通学报》第2期封面、第3期第14页的广告，普通学书室也发行《外交报》。该报是我国研究国际问题最早的报刊，发起人为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蔡元培、杜亚泉等，创刊于1902年1月4日，由张元济任主编，蔡元培等任撰述，上海外交报馆编辑，普通学书室是其初期的总发行所，是年底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直到1911年1月5日出版300期后停刊。

四、普通学书室与中国近代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是在西学的传入以及国人开始尝试自编教科书共同作用下而出现的。普通学书室所处的正是新式教育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时为应付“科举”而生的传统教学用书已不适应新式教育的需求，而西方教会所出教科书与中国文化异源，不能从根本上强大国民教育，所以当时的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机构开始尝试自编教材，普通学书室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兴办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以及蒙养学堂。“普通”系列教科书正是为中学堂所编，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程度。普通学书室刊行的“普通”系列涵盖了历史、数学、植物学、矿物学、质学（主要指物理学）、动物学、化学等学科。当时虽有许多机构以及留学生编译教材，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文明书局等，但普通学书室出版的这套教科书，统一以“普通”系列命名，涵盖学科广泛，并且编译质量较高，其中个别科目反映了当时学科的最新水平，因此广受青睐。例如，由亚泉学馆编译（实际上为杜亚泉编译）、1901年农历六月初版的《普通矿物学》，后于1906年农历六月增补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到1910年农历二月，该增补版已刊行到第七版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其中之一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多数学生选择留日求学。这些留日学生最大的感触便是国内普通学的缺乏，于是归国后的学生纷纷开始编译普通学教材。普通学书室的“普通”系列教科书很多就是在日文书籍的基础上编译而成，如《普通植物学》主要基于日本理学博士三好学（1861—1939）的植物学著作，再参考高桥、丹波、柴田诸氏合译的《普通植物学》，白井光太郎所著的《中等植物教科书》编译而来。从普通学书室编辑出版的一些刊物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于近代中国书界的影响，例如《普通学报》中，日本作者占了较高比例，第1期还专门收录了《日本假名文字考》，用以普及日文。普通学书室翻译的书籍，也大多是日文和英文小说。

除了编译“普通”系列教科书，普通学书室也是我国最先认识到外国语重要性的出版发行机构之一。19世纪末，随着中外往来愈加频繁，国人对于外国语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掌握一门外国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以在通商口岸获得一份收益不菲的工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学习国外最新科技的利器；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在外交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早期图书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外国语学习用书，但大多是“洋泾浜英语”。当时专门学习外国语的机构一是官办的几所同文馆，二是各种教会机构。由于教会的目的是传教，因此并没有系统的教学办法。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开设“外国语”一科，这标志外国语正式进入中国的教育系统。1901年10月，普通学书室的《普通学报》创刊号刊行，其中所设的八科中就有外国语学。由此可见，普通学书室相较于清政府，更早的意识到外国语的重要性，可谓近代推广外语的先行者。《普通学报》的外国语学科，主要内容包括英文和东文，五期共发表此类文章5篇，它们是《英语考原》《论英文读本》《英语句读之关系》《日本假名文字考》《简易东文课本》，其中英文部分都由当时著名的翻译家、著述家，英文教学界权威谢洪赉（1873—1916，字鬯侯，别号寄尘，晚年自署庐隐）撰写。谢氏于1898年出版的《华英进阶》在全国范围内都影响甚大，可见普通学书室在外国语内容的出版上，秉持的是“最新”“最好”的理念。此外，普通学书室的“普通”系列中学堂教科书中就包括《普通英文典》。总之，外国语在普通学书室的“普通学”中，一直是有一席之地的。

五、结语

普通学书室作为亚泉学馆的延续，其出版与发行的宗旨与亚泉学馆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普通学报》在传承《亚泉杂志》以科学为主题的办刊风格上，增设了人文社会学科，并且将文章系统的分为八个栏目，更有利于读者的全面进步。普通学书室刊行的“普通”系列教科书，吸纳了国外最新的学科知识，编译质量上乘，成为第一套专为中学堂编译的新式教科书，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普通学书室灵敏地嗅到了时代的需求，是近代中国最早推广外国语的民营出版机构之一。一方面在《普通学报》上增设外国语学科，用以传播英文、日文知识；另一方面编译了许多英文、日文小说，让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得以传播。普通学书室是近代科学中国化的推波助浪者，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书刊出版的探索者，也是近代践行科学与人文并举理念的出版者。这种出版理念，以及传播科学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后世出版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原载《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3期，原文浏览：普通学书室出版与发行研究.pdf。

注释与参考文献